晚清时期，随着国门被迫打开，以及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传播，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开始呈现出剧烈变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思想观念开始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形成与发展。这其中，传统思想资源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发挥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有着重大影响与地位，被称为“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享有“近代国学第一人”之誉的章太炎，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的产生就是一个显著的范例，为后人留下了较为丰厚的思想遗产。

　　一

　　清廷入主中原之时，曾激起南方汉族人的激烈反抗，浙江就是当时反抗最激烈与坚持最长久的地区之一。清朝政权建立之后，浙江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仍表现得异常突出。清初几起著名的文字狱案，如庄廷鑨“明史”案、吕留良“选文”案、查嗣庭“试题”案、汪景祺“作诗”案、齐周华“刻书”案等，受害者都是浙江籍的知识分子。血腥的镇压使大批的浙江义士惨遭迫害，也长留在浙江读书人的记忆里，反清的火种因而一直蛰伏在他们的心中。陶成章所著《浙案纪略》就把文字狱当作浙江民族革命活动的思想源泉。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萌发了最初的“夷夏之辨”的反满思想。

　　1869年1月，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章家不仅是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更是抱有极强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观念。章太炎父亲章濬临终之际，就曾一再叮嘱家人，要穿上以前汉族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深衣”下葬，以此表明自己不愿臣服于清朝统治的态度。此外，章太炎在幼年时期还深受外祖父的反满意识教育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书，“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

　　甲午战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起了旨在保国、保种的变法运动，章太炎也投入到这场运动的大潮之中。由于当时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迫在眉睫，章太炎并未立即宣扬“仇满之念”。他认为首要的任务不是“逐满”，而是避免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并主张清帝自动退位，以清帝为“客帝”，借以缓和国内反满情绪。此时，国内一些知识分子企图借俄国对付日本。章太炎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行为是“背同类而乡异族”。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章太炎又继续阐述了他以同种抗异种的思想，主张联合日本，以钳制德、俄，遏制列强的瓜分狂流。

　　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与维新派渐行渐远。1900年7月间，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张园召集“中国国会”。章太炎对会议拥护光绪皇帝复辟的宗旨表示反对，为此他割辫与绝，以示与维新派决裂。这也标志着章太炎反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维新派不仅宣扬保皇思想，而且指责革命派反对清朝统治就是“仇满”。对此，章太炎不仅给予了有力的驳斥，而且还指出反满是“光复”而非“革命”。这反映了章太炎当时对反满革命目标的认识与界定。

　　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后出狱，旋即赴日本，并主持革命派所办的《民报》。这时，革命派与改良派正围绕民族与民主革命、社会民生和土地国有、革命是否会引起内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章太炎也加入到这场论战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讨满洲檄》《定复仇之是非》《排满平议》《中华民国解》等，不仅对改良主义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指出“排满”不是挑起满汉之间的种族仇恨，而且首次提出了“中华民国”的名称。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在阐述反清革命的目的时，章太炎又再次强调，所谓的民族革命，只是要恢复汉族的主权，并不是要重提旧怨甚至屠杀满人，并提出建立一个汉、满、蒙、回、藏平等相处，即“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共和国的设想。

　　二

　　传统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并逐渐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的屈辱状态。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凌，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思考与探索的中心问题。以魏源、郑观应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主权和民主主义观念的接受与宣扬，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最初萌发。甲午战败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主张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成立责任内阁，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主张通过革命排满，推翻清朝统治，消灭君主制，从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维新到革命，章太炎都亲历其中，也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观念。

　　在参与维新变法之时，章太炎与维新派的主张一样，一方面痛恨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强烈要求改革；另一方面又反对革命，力图通过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投身反清革命后，章太炎开始主张在中国实行共和制度，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1906年7月抵达日本后，章太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这年秋、冬之间，他与孙中山、黄兴等共同拟订了指导各地反清起义的文件《革命方略》，宣布“自由、平等、博爱”是国民革命的“一贯之精神”。

　　然而，在主编《民报》期间，章太炎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章太炎参加革命运动以后，原本是代议制的倡导者。从1907年开始，他对西方代议制产生了怀疑，先后发表了《代议然否论》等文章，对代议制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彻底的否定。在他看来，“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实行代议制，只是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从而阻碍了民意的畅达，而且议院选举，通常以纳税、财产、社会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作为选举人或被选举人的资格，选举的结果往往被“显贵世宦之流”所操纵，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因此，议会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他认为实行代议制有两个必须考虑的前提：一是一个国家在时间上与封建时代距离的远近；二是国土的广狭程度与面积的大小。由于中国的封建时代是在先秦，秦始皇改行郡县制后就结束了，并且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不平衡，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不能实行代议制。

　　尽管章太炎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矛盾，并批判了西方的代议制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民主共和体制的向往。为此，他主张实行行政、司法、教育、立法与监察五权分立的政体。这一五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方案，不同于中国古代皇权专制政治，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也有不同之处，它既吸收了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成分，同时也借鉴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

　　三

　　章太炎的学术背景是古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基本主张是“六经皆史”，在方法上讲究的是“征信”和“求实”。他认为研治经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历史与文化的探寻，来区别汉族与其他族类的异同，由此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培养民族情感，以推动反满革命。

　　1906年7月，在同盟会总部为其举行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认为在从事反清革命事业中，有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其中的国粹就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与人物事迹。因此，他致力于从历史文化中寻求民族意识。之后，应一些留日学生的要求，章太炎在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在讲学课上，他特别注重讲授“中国独有之学”，即小学与历史。在他看来，国学之中与他国之学有交叉的领域，或可与他学互通有无，惟独小学、历史不可这样做，因为只有这两者才能表明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如果连这两者也失去了，中国也就丢掉了自己的特色。这表明了章太炎以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来保存民族的特性，同时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

　　在主持《民报》期间，章太炎一方面宣扬反满革命的思想和宣讲国学，另一方面又广泛阅读了西方的学术著作，并对当时流行于日本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学说发生了兴趣，思想也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1907年至1908年间，他相继在《民报》发表了《五无论》《国家论》《四惑论》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他对国家的本质与功能以及人类社会未来趋势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凡是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自性”，是“实有”；凡由个体组合而成的事物是无“自性”之物，是“假有”。而国家则是由各个个体之人组合而成，所以国家的本质就是“假有”。因此，他反对以国家为名义所实行的任何事业。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以达到一个最理想的境界？他的答案是建立一个“五无”的社会，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显然，这种建立在个体实有、国家假有基础上的“五无论”，是其企图实现世界大同的一种社会构想。在无政府中，章太炎就明确提出了大同社会的若干原则，如破国界、无政府、无货币、无贸易、无私产、无军器、无家庭等，这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有相似之处。然而，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观点，在理论上也否定了现实社会存在的必要，这又使得他的世界主义构想在理论上成为一种虚无主义。因此，章太炎明白当时中国的救急之方不是这种世界主义，他大力提倡的仍然是以“激动种性”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思想。

　　进入晚年后，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加深，章太炎在许多场合不仅强调读史的重要，而且一再重申以国学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强调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应“以提倡民族主义之精神为要”。因此，其在苏州创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就是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由此可见，晚年章太炎与其早年提倡的“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观点始终未变，而以“五无论”为主要内容的世界主义理想则有待于未来之实现。

　　四

　　章太炎自幼受反满思想的熏陶，“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于是“民族思想渐发达”。然而，这只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汉族反满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甚么学理”。西方的影响，改变了这种状况。“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这个学理，就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在此基础上，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形成。同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得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从最初的以反满为核心的“种族之辨”，转变为建立一个多民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五族共和”的主张。

　　章太炎最初走出书斋投身社会政治斗争，是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的影响。随后，由于清政府对维新运动的镇压，章太炎又投入到反清的革命大潮之中。从维新到革命，章太炎对国家政体的理想也经历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自然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后，基于对国情的思考和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弊端的观察，他对代议制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并在坚持民主共和的前提下，同时借鉴传统的思想资源，提出行政、司法、教育、立法、监察相互监督，即五权分立的国家政体的设计方案。

　　章太炎的世界主义思想是建立一个“五无”的社会，而其实质就是祈求一个平等、自由的大同世界。他提出此一构想的时间是1907年至1908年。此时，正是刘师培、张继在日本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发行《天义报》，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际。章太炎当时与刘师培等人来往密切，思想上难免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生联系，再加上其也深受佛教唯识宗与西方自然科学（如进化论）的影响，因此，他的“五无论”是西方思想文化和佛教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虽然当时他大力提倡的是“激动种性”的民族主义，但其最终的理想则是建立一个“五无”的大同世界。

　　总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形成，既有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含有传统文化思想的资源。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就是这种东西方思想文化融合的一个范例。虽然他关于民族、国家与世界的构想当中有不现实的设想，甚至有错误的方案，但合理的成分毕竟居多，不仅有着“具体的政治考量”，而且也体现了“深沉的道德情怀”和“超迈的理论关怀”，这些都为后人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