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气节”，人们总是会想到南宋的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本是文官，可为了反对侵略，保卫国家，他勇敢地走上了战场。面对兵败被俘，他坚决不肯投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写下的诗句自是他坚持民族气节至死不变的决心的生动写照。他拒绝了元朝的多次劝降，终于实现了舍生取义的理想，最后慷慨就义，这是何等可贵的民族气节呀！于是，文天祥的救国精神代代相传，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也便是那样的水到渠成了。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无疑成为国人能否保持“气节”的重要参照系。最近读报，看到一个故事，说的是文天祥的同乡好友张千载，文天祥知其才学，当年推荐他出来做官，他并没有去见文天祥，一直在家里种田、读书。可后来获悉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时，他竟变卖家产，“打点”疏通关系后就开始照料被囚禁的文天祥的起居，一直尽心尽力服侍了3年，直到文天祥被忽必烈下令处决。后又硬是将文天祥的遗体运出来，火化后带回老家。或许，与文天祥的事迹相比，张千载算不得什么，然而，他的那种“生死交情”不就是为文天祥的民族“气节”所感染所感动的一种应有展示吗？这样的“生死交情”，也是从另外的角度高高擎起了“气节”之旗。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做不了文天祥，也成不了张千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保持“气节”。因为“气节”与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年岁大小、财产多少无关，而只与品德有关，且总是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关键看你怎么理解、如何演绎。想起当年“宁可饿死也不吃美援面粉”的朱自清先生，是这样解释“气节”一词的：“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是啊，只要坚守真善美而“敢作敢为”，面对假恶丑而“有所不为”，那么，“气节”犹存，“气节”自在我身。

　　钱钟书几乎与同时代的文化名人都有交往，但几乎从来不谈论这些人事来往，这与当下一些人热衷于“谬托知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于是，“气节”孰高孰低，不言而喻；傅聪拒绝把自己写的信编入《傅雷家书》，他对作家叶永烈说：“与我父亲的信相比，我的信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值得发表，不值得收到书中。当时的我，只有20来岁，很幼稚，我的信没有什么意思。”不傍父名，在自知之明里选择“不入编”，彰显的自是一种清奇不俗的“气节”；当下，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一大批见义勇为、乐善好施者，尽管大多是无名小辈，可他们那种敢作敢为、善做善成之举，自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中生动诠释了“气节”之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主要看气质”的时代。我以为，气质的核心成分当是“气节”，也就是说，要看其是否能够做到“敢作敢为，有所不为”，因为这关乎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修养。须知道，“道德水准和文明修养，既是个体对待生命和世界的态度看法，也是个体同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它们的价值就在于，直接决定着个体的存在意义，甚至国家的盛衰治乱。”

　　每一个人若能保持应有的“气节”，能抵制任何形式的歪风邪气，让“最美”之花到处绽放、好人故事层出不穷，那么，随着负能量萎缩释放、正能量不断上升扩张，我们这个时代富强与文明的“并蒂莲”定然绽放，翘首可盼、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