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的这个公开信，实际上触及的是互联网平台制假售假的法治痛点，点到了法治环境的软肋和硬伤。

网络售假

何时打掉“漏斗”

禾容易

　　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向全社会发布公开信，呼吁完善法律法规，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对此，外界给出了很多不同的解读。

　　用阿里的话来说，当今的互联网打假，似乎进入了一个打不胜打的“漏斗”当中。“野货”烧不尽，打完吹又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2015年，阿里提供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了一个制售假LV的机构，并抓捕了制假者。谁料一年后，阿里与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帮造假的居然跟上一次被抓捕的是同一批。

　　有一组数据，能够反映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是何等之低：　2016年全年，阿里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采纳了其中的1184条，公安部门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到目前为止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连总数1%的比例都不到。

　　打假队伍多达2000人，每年投入超10亿元，阿里还是无法担当起平台自净的功能。撂挑子吧，阿里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不撂挑子吧，靠阿里没有执法权力的折腾，靠现有法治的处罚力度，谁都办不了这一难案。难怪阿里说，互联网打假，现在就像个漏斗，“警察累死，我们急死，制假售假者笑死，消费者哭死”。

　　阿里郑重其事地向全社会发布公开信，呼吁加重刑罚，治理假货，应该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网络制假售假，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个污名的锅，不能永远让阿里背，阿里一家背不起。其二，阿里会继续努力打假，但根绝网络平台制假售假这个底，得靠更加严厉的法治一起来兜。

　　互联网打假面临的最大“漏斗”，就是违法犯罪成本的微不足道。阿里巴巴曾经抽取多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在为数本已极少的入刑案例中，法治推进到判决阶段时，绝大多数案例只被判缓刑。例如，有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的案件，法院认定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然而判决结果却是“判三缓四”。这就是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制假售假团伙刚刚被抓捕，下一次被抓捕的还是同一拨人马。

　　因此，阿里的这个公开信，实际上触及的是互联网平台制假售假的法治痛点，点到了法治环境的软肋和硬伤。信中用“警察累死，电商急死，消费者哭死”的形象描述，将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或进入司法程序更难等等法治的“瓶颈”问题，掐到了七寸之处。这个“瓶颈”不突破，互联网平台上的制假售假者还会在消费者的“哭”声中，笑出一副抽风的样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