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亿美元，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的科学研究，都不是一笔小数字。企业家积极捐助前沿科学研究值得赞赏，捐助对象的“舍近求远”却引发争议。类似的舆论分歧，在过去不少企业家向国外机构捐款的事件中其实已有出现，而这次事件或更具代表性。

　　任何捐助背后，必然有着多方面的权衡与考虑。事实上，陈天桥并非在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有消息称，此前他曾考察国内外科研院所至少有3年。换言之，“捐外未捐内”是经过审慎权衡的结果。与其单方面指责捐款的投向，国内的科研机构和工作者不如反求诸己：到底是什么最终让捐助者未能选择自己？

　　捐助者选择捐与不捐、捐给谁，除了个人偏好外，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具体的社会慈善文化和捐赠机制影响。相关统计显示，中国亿万富翁总数早已居世界第一，但捐赠比例仅为收入的1%，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只用中国富翁更“吝啬”来解释。这可能与“不露财”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更多还是捐赠机制的问题，比如在税收方面的鼓励力度不够、政策性的引导不足等。从陈天桥的个案来看，捐助额度已确定，在捐给谁的问题上，当然就会优先考虑哪种社会背景中的捐助激励更多、操作更便利、效果更好等因素。

　　陈天桥这次捐助的是脑科学这样的前沿科学研究，除了社会大背景中的慈善环境问题，他考虑更多的想必还是科研项目的前景等问题。诚如科学家所言，当前中国的脑科学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捐给国内的科学家也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相较而言，由于美国相关科研机构的基础更强、实力更雄厚，捐助所能够带来的成果，不确定性无疑会更少。

　　除了科研实力，科研机构与捐助方的对接问题，则成了最现实的影响因素。在美国，科研机构长期接受社会捐助，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沟通、管理机制，包括后续科研经费的分配、投入等，都有成熟的制度方案可供参考。相对来说，我国的科研机构由于大多处于国家财政拨款的状态，既在争取外界捐助上缺乏足够积极性，也客观上缺少经验与配套制度安排。加之科研经费的使用透明度和效率不高，也难免影响到捐助者的意愿。

　　赢得陈天桥捐助的为何不是我们？对这一疑问，人们心中并非不清楚答案。这次事件再次敲响警钟：改善社会慈善捐助的政策环境，优化激励机制，提升慈善机构公信力，打破私人捐助进入科研领域的制度壁垒，让科研机构真正重视与社会资源的对接……做好了这些，何愁不会赢得捐助者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