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案在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伴随着白发苍苍的受害者的，还有一位浙江人，他叫潘国平，是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关注我国民间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索赔行动，曾先后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日本强制劳工对日索赔起诉等多起索赔行动。

　　日前，记者和潘国平进行了一次直接对话。

　　一次旁听，一个决定

　　潘国平貌不惊人，长得瘦瘦小小，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一股激情喷薄而出，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自内心的，对同胞的感情。”

　　约20年前，潘国平开始关注民间对日索赔。“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国际法博士，一次参加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议，听到有人提议大家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为他们争取些赔偿。”潘国平告诉记者，自那以后，一个念头就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毕业后，潘国平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也接触到一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对战争罪行给受害者带来的痛苦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些受害者，年龄不一，但最小的也有70多岁了；有几个是断臂的，还有几个伤得更重，很多人一辈子都被这场战争毁了。”

　　“我接触过的绝大部分战争受害者，生活都非常窘迫，他们疾病缠身，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潘国平举了一个例子：阎民的父亲1943年被日本宪兵队抓捕，送到日本，关进“三井公司万田碳矿华工工僚”，除日常劳动外，还受尽折磨，光身上的伤疤就有17处，1945年战争结束才得以回国。“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做一些将个人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努力。”他说。

　　这些年，潘国平直接参与了一系列对日民间索赔案件：2004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家属组成民间对日索赔团，他是法律顾问，10年间，索赔团代表先后赴日31次，就对日赔偿案提出4次诉讼；2014年3月，他代理了包括阚顺在内的一系列受害劳工索赔案，并在河北省唐山市中院以日本政府及日本三菱公司等企业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公开谢罪，并进行损害赔偿；2015年，他又向浙江省高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温岭惨案”进行民间赔偿。

　　然而，日本法院常常会耍一些“手段”，让索赔举步维艰。“到日本法院诉讼，它要求你翻译，要求你做公证，要求你论证，会产生很多的诉讼费用，这方面开支巨大。它还故意开很多次庭，把诉讼时间拉得很长。”潘国平说，日本法院总是摆出诚恳的态度，只要中国人去起诉，它件件都会受理，但到最后，却以各种理由宣布你败诉。”

　　上下求索，矢志不渝

　　明明知道结果是一样的，却不断尝试去做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努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潘国平说起了今年6月的事情。当时，经过两年多的交锋后，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在北京和阚顺等三位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签署协议，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说成绩，也许这个能算一点。可我依然不满意。”潘国平说，这份协议里，并没有赔偿的字眼，用的是补偿。“这会让人觉得，这是因为同情，所以我们依然要求日本政府向劳工赔礼道歉，并希望能设立相关赔偿基金，统一向所有受害中国劳工进行赔偿。”

　　再比如，去年2月25日，22名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的原告代表及声援人员赴日，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听取了一审宣判结果，法庭宣布188名原告败诉并驳回其诉状，诉讼费用由原告方承担。

　　“跨越了10年的诉讼，在1分钟内，日本法庭就宣判了败诉结果。”潘国平说，虽然这次诉讼失败了，但日本法院承认了重庆大轰炸这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有胜利之处，于是索赔团决定继续向东京高级法院提起上诉，也得到了日本援助律师的支持。

　　眼下，潘国平也在尝试新路。“到日本法院起诉，要求对日战争索赔，实践证明注定是败诉的结果。”因此，他现在提出了将案件搬到中国法院的思路，作为侵权行为发生地的中国法院，完全可以对民间的对日索赔案行使管辖权和审判权。

　　谈到未来，他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