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放眼世界，工业化、城市化既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又可能导致贫富分化。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减贫的问题？三农问题专家邵峰给出了浙江探索——城市化进程中的融入式扶贫。

　　“浙江扶贫开发的实践，最与众不同的是农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动者、投资者、创业者、就业者和成果共享者。”邵峰说，浙江实践令他坚信：“‘贫困城市化’是可以被阻断的。”

三农问题专家邵峰——

城市化进程中的

融入式扶贫

本报记者　丁谨之

　　记者：为让农民融入城市化，浙江释放了哪些政策红利，来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共同致富？

　　邵峰：浙江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与众不同，具有独特的包容性。

　　为让农民融入城市化，浙江创造了一系列有利条件：以生活日用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生产，成为农民就业、创业的首选领域；一些产业通过服务外包，将部分环节或零配件生产分散到农村发展来料加工，带动扶贫开发；以小企业为主的组织形式，为资本稀缺的农民投资创业提供有利选择；政府主导兴办的专业批发市场，为小企业提供公共营销平台；以发展县城和小城镇为主的“网络式”城市化路子，为农民创业就业、集聚落户提供更优场所；股份合作制促进有限资本的联合，组建农民合作社并联合发展，以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需求；面对农村创业日益增加的机遇，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政策的激励下，创办的资金互助组织，支持了大批农民创业发展。

　　记者：针对工业化、城市化中期开始出现的城乡、区域差异扩大问题，浙江如何用政策制度为扶贫“兜底”？

　　邵峰：率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浙江阻断“贫困城市化”的重要保障。浙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以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公共设施为主要内容，以公共财政为主要支撑，以地区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居民享有机会均等、享受结果大体相等为基本导向，建立健全制度，不断扩大覆盖，让全体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公平分享现代化成果。

　　不断健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了浙江城乡困难群体享有基本物质生活和基本社会参与的权利，也推动消除了“贫困城市化”现象；职工社会保险体系保障了省外流入农民工平等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权利，阻断了进入城市就业的省内外人员因失业而导致“贫困城市化”；农村社会保险体系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和养老难问题；城乡就业服务体系使得在浙江有就业愿望的省内外劳动力都能得到便捷、优质的就业服务。

　　为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浙江建立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城乡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格局；为减少因病致贫，浙江实施“农民健康工程”，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提供每两年1次的免费健康体检，并建立农民健康档案，建立城乡一体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大力推进公共设施体系建设，实现公路、自来水、邮站、电话、宽带等“村村通”。

　　记者：消除绝对贫困后，如何继续帮扶相对贫困者？

　　邵峰：帮助相对贫困者增强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能力，是浙江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后的一项任务。

　　持续推进农民异地搬迁，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扩大青壮年农民转移就业和中老年农民在家门口充分就业；支持农民创业发展，特别针对低收入人口年龄偏大、素质偏低、能力偏弱、积累偏少的特点，广泛采用股份合作制，推进能人带动下的合作创业，让更多低收入农户成为合作创业者、拥有按股分红的收入；实施区域扶持，以支持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内生功能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