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周其仁教授——

　　不该问英雄出处，但英雄的钱要问来路。尤其用于大型上市公司购股的钱，特别要清清楚楚地交代。为什么？因为自家的钱、自家挣来的钱、还是借来的钱、以及用不同方式借来的钱，内含着不同的行为逻辑。是的，钱这个东西很妙，花起来一样，但不同来路有不同的内涵。

　　融资而得的大额购股资金，起码要把信息披露清楚。至于是否与现行法规相悖，要市场监管机构的权威认定；相关各方有异议，还可能要诉诸法院。这不是宝能之责，也不是他能承担的义务。现在的情况，也不能等整个金融监管框架完善好了再行动，倘若不幸再闹一场金融灾，年年来一场，谁负得了这天大的责任？这次深交所的表现很值得学习，公开关注一下，信息就出来了，至少部分回答了市场公众关切，别闷在那里听流言四起。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

　　万科事件到今天，很多人说政府不作为，抱怨监管单位还不出手。我倒是最怕政府出手，我反而觉得政府到目前为止所保持的克制是难能可贵的。政府保持一定的克制，才能给万科事件真正留出博弈的空间，让市场自己去打，去决策。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政府急于出手，甚至非常鲁莽地调查任何一方，事情博弈的空间马上就大大压缩，各方力量你争我讨的气氛也都会给破坏掉。

　　如果借助万科这件事件，我们每个人的法律意识能够提高，甚至最终能促进法律的修改，社会治理的改进，这反而坏事变好事，对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对我们股市和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都有好处。

　　■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

　　从宝能发出罢免万科全体董事及高管层的公开要求那一刻起，华宝与万科之争的长远影响，已上升到社会利益和一个健康资本市场的发展建设层面。大股东利用现有法律和监管制度提出自己利益诉求无可厚非。

　　然而，正像英国公投退欧那样，一切都合法，整个程序都是人们认可的，但脱欧结果是大多世人不愿看到的，从长远看也许也是英国自身不可承受的。华宝与万科之争已经出现类似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仲继银——

　　放眼中国公司治理的进步历程，这场万科控制权之争，谁输谁赢都不重要。由此促进公司治理具体规则的改进，使某些模糊的原则有了清晰的界定，并使一些正确的公司治理理念和知识得到传播，才是最有意义的。

　　■中国政法大学法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孙选中——

　　万科商战提供了有关公司治理的借鉴和警示案例。公司战略管理既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远期规划，更需要有“权益为本”的战略安排。对那些在资本市场上寻求融资的企业而言，获得资本平台支持的同时，尤其需要为“权益博弈”做好战略准备。有海外调查公司显示，美国的上市公司CEO们，有效工作时间中至少50%的精力要投入到在公开市场的“收购或反收购”、特别是防止“恶意收购”的博弈中。

　　■金融评论员贺江兵——

　　力挺王石的还有一支隐狠力量：他们讲的很专业、不极端，是资本市场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也是极其的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他们就是评级公司。

　　无论国际三大评级公司——标普、穆迪、惠誉还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评级公司中诚信评级公司一致认为：否决现有董事，清除万科管理团队，有直接说降低信用等级的，有说是负面展望是最好听的。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把他们全赶了，我就降低你的信用等级。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仲继银——

　　敌意收购是公司控制权市场的高级阶段，敌意收购在美英模式的公司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把公司资产转移到那些能最有效的运用它们的人手中。所谓敌意，是相对于管理层，而并非公司股东，对公司股东反而可能是善意的，因为管理层掌握着公司最大的资源。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上交所上市委员会委员汤欣——

　　如果要把所有的利害相关者的利益都要充分满足，那么公司最后就没有主人了。所以要拿一个硬道理说话，什么是硬道理，就是股东利益。

　　本报记者 方臻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