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问题可谓是老生常谈，但不得不承认仍是老大难。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再次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党的大政方针落地、落细、落实。其实，落实难问题，连同社会整体性浮躁，包括制造业中的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的消逝，本质上都是社会转型期的异化使然。

　　所谓异化，简言之，就是被异己力量所影响、改变，乃至支配。

　　我们知道，人是具有特定条件限制的存在，构成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条件和人为创造（如人类社会、劳动工具、文化习俗等）都是人的存在要素。因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连续创造的过程，使得人永恒地被自己的创造所异化。这种异化如合乎人类所崇尚的富强、求真、公正、友善等发展旨向，则是一种进化。

　　新近对人最强烈的异化是市场或工业文明的物质力量。

　　从价值取向看，主体性活动（劳动价值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或人的存在（身份人格），都量化为货币：“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凭借货币都能做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种异化力量既提高了产出效率，又导致了金钱崇拜。

　　从劳动过程看，大工业生产，科层化管理，使人变成了机械附属，本应是融入智慧、充满创造、闪烁灵光的劳动过程，变成了机械律动——在提高规模效益的同时，使人的精神力量退出劳动过程。

　　从科技发展看，难以预期的技术创新全方位延展了人类存在，同时也改变了存在形态：由速度战胜了空间，使人少了想象；由物质战胜了精神，使人少了寄托；由人类战胜了自然，使人少了敬畏。搅动全球人神经的AlphaGo的卓越展示，必将深刻影响人类未来。

　　上述力量在推动社会快速转型中，也放大了经济人效应，强化了人们急功近利的目的性偏好，弱化了手段的道义价值。

　　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快速转型中同样面临过市场行为凌驾传统伦理价值之上的困境，以致哲学家狄尔泰叹问：“何处能找到克服精神紊乱的办法以解除我们要被吞噬的威胁！”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移用于社会学的经验层面，致力健全社会责任伦理，即给定经济人假设条件下，在目的与手段间构设合理性通道，并使之上升为伦理意涵，提高到道德层面，升华为精神需求，影响乃至决定对行为选择的价值判断，进而直接参与社会文化的孕育形成，使人们行为选择与道德责任相连接。

　　那么，怎样建立起这种责任伦理呢？

　　明晰行止边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知止而后有定……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说的是大学阐明的道理，在使人们美德彰显，使世人做新民，知行止而有所定，知德修先后而践行正道。故而须健全体现核心价值观主旨的包括公民守则、村规民约、职业操守，乃至党规党纪在内的伦理道德体系，划定行止边界，为行动指向，为合理定准。

　　目的手段合理。理性化了的现代社会要求每个人须在目标选择与手段采用之间依据社会给定的伦理边界进行合理性判断，使合乎理性的目标与合乎德行的手段相匹配。一要明责。“责，求也。”责任就是要求。每个人在社会网格中都占有自己的位置，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即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要目的须备手段。现代社会要求人格自由的主体独立作出体现意志符合理性的选择，同时审慎检阅手段并虑及结果，也就是“欲揽瓷器活，得有金刚钻”。三要在职尽责。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做何种事，都要有责任感，力争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恪守职责引领。“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尚书·泰誓》）意思是说要求别人是不难的，问题是只有被要求者听从如流才有用，这种情况实属少见。事实上，伦理意识的生成、心性力量的激发，只能遵循意识发展规律，借助像掏粪工时传祥、铁人王进喜、科学家钱学森等一大批英雄群体引领，通过人心向善、见贤思齐的德性发现，培育起努力工作追求极致是个人良好品德的社会伦理文化取向，而不能是好人不香坏人不臭、投机取巧者得利的反向激励。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要从健全全党的责任伦理开始，从抓落实提效能开始，引领社会“仰望星空，心怀道德”，推送出新型伦理生活形态，激发出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