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 秦诗立

　　继G20峰会花落杭州后，这个城市又一次成为焦点——全市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元新台阶，成为全国GDP超万亿城市俱乐部的第10个“会员”。“十二五”这五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杭州居然还能先抑后扬，以全国同类城市数一数二的增速再展雄风，实属不易！

　　造就今天这般成绩的，虽然离不开历史的深厚积淀、过往的百般努力，但形成这一带有转折性意义的新变化，还是仰仗以信息经济、智慧应用为核心的新经济之异军突起、渐成气候，以及相应的“两创”动能转换。跨越万亿门槛，只是意味着下一轮拼搏又将起步。不需要盯住成绩单心中窃喜，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高枕无忧。其实，杭州的转型发展才刚刚起步，新经济不过是方现雏形，何况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增长下行，今后的区域发展更将是经济、社会和治理“三位一体”的综合竞争力之角逐，杭州的当务之急，似应紧紧抓住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难得转机，借助于G20峰会、亚运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罕见“长风”，从产业、城市和体制三个维度全面转型、再接再厉，力求铸就新的更大辉煌！

　　一是产业升级：壮大以智慧应用为核心的服务经济。重点是在加快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医药、新能源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电子商务与跨境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与互联网金融创新、休闲旅游与健康服务、文化创意与工业设计等新兴服务业，推动形成以网络数据为载体的智慧应用，加快实现杭州经济形态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大跨越。

　　新常态下杭州制造经济发展，需要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广泛应用网络智能技术来支撑制造经济的智慧化升级。结合“四换三名”“智能制造”等工程的深化推进，推进滨江、大江东、下沙、城西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协调建设，并将重点集中到网络设备和智能产品、物联网产业、智能控制系统和应用电子产业等领域。

　　服务经济不仅是一种相对种植经济、制造经济而言的新经济形态，更在于它要求建构一种以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科技、创意、服务为基本组成，以信用及其所需体制机制、文化价值健全为基本保障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同时，还需要优先重视公平高效的市场治理机制建设、充分有效的产权保护、开放活跃的思想市场维护，及其所需的理念创新、制度重塑，来形成一套有别于制造经济时代的新的政府管理理念与制度。

　　二是城市发展：育强国际化现代都市功能优势。随着用地成本、劳务成本、商务成本等难以逆转地增加，杭州若仍主要仰赖传统成本优势，则城市发展道路将可能越走越窄。新常态下杭州亟待在科学维护好合理成本优势的同时，理性地把城市发展主要依托从成本优势转向功能优势，借助智慧城市、生态城市和杭州都市圈等载体的建设与发展，以保障杭州在新一轮国内外城市及都市圈竞合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保有可持续发展动力。

　　杭州需着重加快形成以下三大优势：一是人才与人居功能优势。包括多元的人才储备与高效灵活使用的环境、便捷友好的国内外高端人员交流与服务提供、舒适温馨的人居与休闲环境、国际一流的高端教育与医疗服务提供、优质友善的创业与成长环境等；二是商业与商务功能优势。包括国际化的电子商务与互联网金融服务、国际化的展示与贸易服务、发达的现代商务业及服务提供、多元的现代金融服务、便捷高效的物流配送与通关服务、丰富活跃的科技创新与时尚服务等；三是行政与政务功能优势。包括简便宽松的商事登记与管理、高效中立的现代仲裁体制与服务提供、清正廉洁的政务环境与司法环境、公开透明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信用社会建设等。

　　三是制度变革：构建引领新常态的治理体系。制度变革包括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成、社会公平正义的表达与协商、宽容进取文化的培育与成熟等。但对杭州这种力争处于全国重要城市前列的新兴大都市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以政府自身改革为核心和突破口，优化上下层级及与周边城市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这将从根本上决定杭州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过往杭州与硬实力建设为主相协调的制度安排，更多是带有过渡性的。如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社会管理上，较为强调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无论是产业还是城市发展，数量型规模扩张冲动强烈，等等。

　　今后杭州与软实力竞争为主相协调的制度安排，需更加适应国际化的规则、更加适应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导向、更加适应信息化发展的步伐、更加适应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需求、更加适应多元化群体利益包容性发展的趋势。政府需主动承担好制度供给者角色，构建形成一整套有利于城市精明增长和柔性发展，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以切实经由转型发展而达致科学发展的理想境界。

　　新常态下杭州的新发展，大力度推进产业升级是基础，高水平育强城市功能是依托，可持续深化制度变革是保障，三者呈鼎立之势，缺一不可。我们坚信，乘长风破万里浪，明天的杭州更美好！

　　（作者为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