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宏

　　【见证】 2015年11月26日

　　政治纵深·法治 《新〈行政诉讼法〉倒逼依法办事——“双被告”破冰而出》

　　【手记】 “现在还空点，下半年就更忙了。”今年4月到基层采访，与一位法制办副主任聊天时，他无意中说了这句话。记者的职业敏感，让我立刻追问下去，才知道他担心的是今年5月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如果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结果，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行政复议机关将可能当共同被告。

　　这是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而作的一项重大改革。在以往，行政复议机关因为本身受到众多牵绊，倾向于维持原来的行政决定，如果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当事人不服，行政复议机关很容易成为被告，准备材料、出庭应诉……确实会牵扯更多精力。

　　5月4日是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首个工作日，全省各地法院都做好了收案量大增的准备，可情况却令人意外，不仅案件没有大幅增多，行政复议机关当共同被告的案件更少。一个月后，很多县里这类行政复议机关当共同被告的案件还是为零。

　　然而到了9月，义乌成立全国首个行政复议局，又迎来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这类“民告官”的案子，两个月后增加了20多件。

　　为什么义乌改革后，这类案件会大增。而行政执法体制没改革的地方，案件量还是原地踏步？我带着疑问进行采访，并在报道中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这源于行政复议在人们内心的信任程度。同时，我也领悟到，作为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新闻记者不仅要关注制度条款的变化，还要剖析社会的深刻转型和个体的诉求所在，以及每个人的行为和心理变化。

　　对这一事件的关注，让我不仅体会到顶层设计的必要性，也想到基层治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