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应磊 陈醉

　　通讯员 史晨 郑薇薇

　　历经兵荒马乱，劫后余生的《永乐大典》如何修复？

　　洞窟里沉睡千年，承载海量历史未解之谜的《敦煌遗书》又如何被当代人所解读？

　　纸张作为记载文明的重要载体，让我们的历史得以延续，使我们的文明得以生动。如何让纸张活得更好更久，这是全世界遭遇的共性难题。12月7日至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研讨会在宁波举行，这是个历时7年的文化保护项目。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国五个东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就纸张保护领域进行了交流探讨。

　　各种方法论汇集，有一种观点形成共识：纸张制造、古籍书画修复领域，亟须树立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匠人精神”。

古法造纸： 

一门技艺传承

人类历史

　　蔡伦，一个伟大的名字。因为他，五千年中华文明脉络清晰，因为他，信息和知识有了一个可靠的载体，得以便捷传播。时至今日，纸张依然是我们阅读和书写最方便经济的材料，是我们记载信息、传播文明和知识储藏的首要工具。

　　造纸这门营生，让人类的记忆得以保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办事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博士表示，纸张制作和纸张保护技术是东亚共同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然而，近年来现代科技快速发展，东亚传统纸张制造和保护技术的发展大幅减缓，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奉化棠云，古法造纸这一历史“活化石”依然续存着。古法造纸是怎样一幅场景，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继承？

　　在甬期间，与会嘉宾专程前往棠云，观摩古法造纸技艺。年近80岁的袁恒通是“棠云手工纸”制造手艺的最后坚守者，他制造的古纸，走进国家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馆，成为修复古籍的物料。正是有袁恒通这样的老匠人的坚持，中国这一文献大邦，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续命”。

　　袁恒通的家和作坊连在一起，捣浆的石臼里戳着碗口粗的木槌，斑驳老旧；滤池、捣浆桶、抄纸槽分列着。手工纸就是在这简陋的环境里一张张制造出来的。

　　造纸是一门辛苦的行当，但过程仿若魔术。一撩、一提、一掀，廉床上均匀铺满纸浆，液态成为固态实体。这些纸，还需被榨干、烘烤，才能走进博物馆古籍修复处。一天工作12小时，最多能抄1000张纸，这是一项纯粹的体力劳动。“抄时要掌握轻重，力度适中，厚薄均匀。抄多了纸就厚了，抄少了纸就薄了。”厚薄全掌握在双手中，对于老袁来说，这样的强度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保持“棠云手工纸”一以贯之的名声，袁恒通对于材料的要求是苛刻的，生长一个月的苦竹是最好的，每年5月底、6月初，江南温润，苦竹笋壳刚刚剥落，叶子还没长出，不软不硬纤维多。趁着这半个月光景，老袁要储备数万斤的竹子。

　　从一棵竹子到一张棠云纸，需要经历72道工序：原料堆沤，装进粗布袋挤干，再捣踏、漂白、打浆、过滤、抄纸、压榨、晒纸……这个过程通常需4个月时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刊主编罗南熙曾专门到袁恒通的作坊参观，留下这样的感慨：“袁恒通的手工纸制造工艺非常传统，用植物原料生产，这么古朴的方式很难见到了，我看完简直不想走了。”

留住古纸：对抗时间解读千古沧桑

　　留住古纸，当代人有了触摸历史的可能。一页页薄薄的纸张组成的书籍是流转在时间里的智慧结晶。在纸张发源地中国，来自日本的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纸质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会长冈兴造十分激动，他认为东亚就是基于纸张这一基础媒体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圈，东亚地区要协力留住纸质文物。

　　如今，一项《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宁波天一阁发布，为东亚国家古籍书画修复提供了规范参考。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项目官员古榕介绍，项目得到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国和韩国东亚五国50余家机构和专家的支持，不仅关注东亚纸张制造与保护相关的非物质形式的技术工艺，更重要的是关注书籍和手稿等物质形式的纸张文物的保护。

　　7年间，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的研究，足迹遍布东亚各个纸张产地、相关专业博物馆、图书馆，从浙江的奉化棠云，到贵州、安徽、四川，到日本的高知、奈良，韩国的闻庆等地。从而编制出东亚纸质文物修复第一个具有实施性的方针指南。

　　杜晓帆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纸张保护”活动的缘起，一开始只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因为日本收藏了许多中国宋元明清的古籍，但是发现现在生产的纸张竟然比不上过去，并且买不到用来修复古籍的纸张。“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值得探究一个问题：中国的造纸术是从什么时候流传到东南亚的？是什么样的途径流传的？我们希望通过各国的共同研究，把传播的途径找到。因为这是文明的途径，我认为‘纸之路’的文化意义不亚于‘海丝’。”

　　国图文献修复组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从事古籍修复40多年，他的经验融入《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

　　敦煌遗书的修复过程让杜伟生印象深刻，“国图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至今也历时二十几年了，这真是一个慢工出细活、要求尽善尽美的过程。”

　　杜伟生解释，敦煌遗书本就是装帧简单、古朴的古代文献，如果按传统修复如裱画般的工艺来操作，“边儿也裁齐、前后都加上绫子”，那就不是原来的敦煌遗书了。

　　自敦煌遗书起，国图文献修复组开始采用新的修复原则——“整旧如旧”。“现在的修复要求真实性，不能干扰原有的文物信息，让人能看出哪儿是原件、哪儿是修补的地方。”这种修复方式不仅最大限度保留了敦煌遗书原有的文献信息，也简化了流程，提高了修复效率。经杜伟生和他的同事之手，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及西夏文献被当代人所认识解读。

修复古籍：“天一阁”方法纳入标准

　　自从纸张与印刷术发明以来，人类的文明就在纸上传承了上千年。那些流传近千年的古籍凝固了人类文化传承过程中的珍贵记忆和宝贵财富，其文献价值及纸张本身携带的经济、社会信息价值，更是无可估量。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主持编写的《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为古籍“长寿续命”提供了指导意见。

　　《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是《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的一部分。天一阁博物馆两个修复案例写入了其中——以古籍《台东涧溪鲍氏宗谱》与文书《清光绪三年张嘉禄翰林院庶吉士敕封》为例，详细介绍了古籍与文书的修复流程。

　　文书《清光绪三年张嘉禄翰林院庶吉士敕封》是鄞县钦点翰林院编修的敕封，长124厘米，宽56厘米。“文书原本贴在墙上，因为年份久远，纸张完全脆化，毫无纤维拉力。”天一阁博物馆藏品修复部主任王金玉描述，只能先加固再揭取，找寻类似纸张先补了一层，再运用书画修复技艺完成。

　　而《台东涧溪鲍氏宗谱》几乎包含了古籍所有的问题，纸质脆化，破损残缺严重，缺页严重，书背装订处有小块残存，中间相对完整，后面也残得厉害。虫蛀、霉蚀、絮化、水渍、褶皱等多种病害都有。

　　“《台东涧溪鲍氏宗谱》是天一阁馆藏的家谱，是天台县下涧溪村的鲍氏宗谱，由宁海鲍氏后人捐赠。”王金玉介绍，《宗谱》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追远堂修订，木活字本，共2册（上册168页，下册140页），六眼线装，开本极大，书高49.6厘米，宽37.1厘米

　　化腐朽为神奇，修复古籍的各种技术手段都在《台东涧溪鲍氏宗谱》综合运用。这几乎是一次教科书般的修复过程：同时运用不同修复技法，又要彼此协调以确保修复后书页的平整，因此其修复过程极具代表性，对其他古籍的修复工作具有良好的参考作用。

　　“真实性”“可再处理性”“最少干预”是修复原则。“清洗去污，同时降低纸张酸度；选择湿补法、干补法修补书页；对纸质尚好但有破洞和残缺的书页，以修补为主；脆化、絮化的书页待补洞完成后用薄皮纸整体托裱加固。”王金玉说，“修复用纸宜薄不宜厚，宜淡不宜深。根据《台东涧溪鲍氏宗谱》前期调查结果，我们选用奉化棠云的竹纸作为修复用纸，选用薄皮纸作为加固用纸。”

　　如今，修复后的《台东涧溪鲍氏宗谱》书页平整、书口整齐、字迹清晰、无洇化、无褪色，恢复了原有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