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婕

　　南方少有大片的葵园。只是偶尔见到一两株，两三株，散落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从墙角、田边、树旁，羞涩地探出头来，仰望太阳。

　　葵花也叫向阳花。那些饱经了风霜，沧桑、黝黑，一直延伸到天际、令人一眼难忘的葵园，往往挺立在土地贫瘠的荒原里，白雪茫茫的高原上，不求索取，但从不轻易低头，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

　　上世纪70年代，索菲娅·罗兰在一部叫《向日葵》的电影里，穿过一片一望无际的苏联葵园，寻找她在二战中失去音讯的丈夫；一生追踪纳粹战犯的奥地利作家西蒙·维森塔尔在他的回忆录《向日葵》中发出过质问：为什么法西斯的坟墓上插着向日葵？更多时候，我们在梵高的画里看到向日葵，青嫩饱满的几朵，在有限的空间里尽情绽放。

　　许江却不画单枝的葵。他画众葵聚首的葵园，密密匝匝的葵束，层叠交错的葵阵。有时，它们比肩而立，像“等待最后军令的老兵”；有时葵盘被齐刷刷剪去，只剩葵杆依然挺拔傲立；

　　还有时盘结缠绕，窃窃私语，甚至抱头痛哭。

　　许江说：“葵园，是我与同龄人之间相认的‘秘钥’。”那一代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曾经 “唱同样的歌，穿同样的衣服，望着同一个方向”。那段青春记忆，塑造了他们生命的底色。

　　如果说绘画是艺术家的生命， 那么葵即是他的肉身，或者，画葵12年的许江，自己就是一株写满了故事的“老葵”。

　　此刻，成百上千个葵的故事静静绽放在中华艺术宫的展厅里。有人穿过色彩浓烈的重屏，像接受了一场视觉的洗礼，心里的颜色要好几天才褪；有人走过长卷里的春夏秋冬，仿佛看到了“艺”的源头——它们背后的葵农，在画布上耕耘劳作、挥洒堆积，用无数支画笔种出心中葵园。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许江塑造的时代视觉的史诗，他为一代人造型立像；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说，每次许江的葵展，都是上一次的“升级版”——更丰富、更深刻，更使人激动、引人思考、令人敬佩。

　　许江的老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也忍不住感慨：“许江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依然延续和构造着自己的艺术情意结，这究竟是现实生活带来的创作冲动，还是源于内心勇攀高峰的使命感？”

　　许江将此归功于葵——12年前的一个黄昏，土耳其小亚细亚，一片不期而遇的葵园，一下子唤起了在他心中积压了20多年的葵园记忆。从此，葵园在心中生长，画葵，成了一件身不由己、情不自禁的事。它像一粒扣——系上它，就能串起一份跨越代际、持续而持久特殊的专注、专情、专一；也像一颗钉 ——扎入火热的生活大地，锲在历史的宏大画面中，历久而弥新。

　　如果没有那个大地苍茫的“众神的黄昏”，没有那个示意司机停车的“决定性瞬间”，没有那场在别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葵园里的纵情奔跑，许江将怎样塑造他和他那一代人的生命图像？

　　那天下午在布展现场，问完这个问题，一旁的工作人员提醒：“许院长该去火车站了”，许江却坚持“为记者导览完再走”。于是，空旷的展厅里，我们近乎于跑地快速掠过一片片葵园，当他手指“此在即诗”的展板，回答“只要保持诗性的沉思”时，寄托隐隐，意绪昭然。

　　写稿时，想到许江说过，每次提笔前他会提醒自己不要过于依赖葵园现场的照片，“应该先调动脑海中经过转换的图像记忆”，于是我也闭起眼睛回忆展厅里的葵。但首先“看”到的却是两件与“手”有关的作品——一个多媒体视频，主角是许江那双劳作的手；一排排手稿展柜，里面是许江“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整理艺术创作思路”的所思所感，零星有标注重点的红线、蓝圈，写错的地方被几块修正带覆盖，仔细认真得令人莞尔。

　　谁说这不是葵的姿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