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春华

　　通讯员 吴飞坚 周永松

　　在诸暨枫桥，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杨光照”，但“有矛盾找老杨”这句话在当地几乎妇孺皆知。

　　老杨今年66岁，在枫桥镇派出所当片警24年；退休后因群众挽留，被镇调委会聘为派驻镇派出所的人民调解员。5年前，所里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老杨调解中心”。

　　这5年，老杨碰到了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获得了“三天三夜聊不完”的新经验。

　　“在枫桥当调解员越来越难了。”老杨开口就说，以前的纠纷，简单、琐碎，调解员带着一张嘴过去，说两句就言归于好了。现在，问题越来越复杂，有子女争夺父母财产的，有劳资关系不清引纠纷的，也有民间借贷闹矛盾的……“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的法治意识也强了。”老杨的同事、58岁的杨少剑说，有些当事人在调解时还会把有关法律条文搬出来。

　　“这就考验调解员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水平了。”老杨说，看到大家法律意识越来越强，打心底高兴；同时也多了几分紧迫感，要经常充电学习，积极参加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每年组织的培训。每年一编的《枫桥镇治调干部手册》一年比一年厚，都被老杨翻毛了边。

　　纠纷复杂化，老杨和同事们的调解目标和调解方法也有了很大变化。老杨说，不久前，他们调解了一桩一棵树导致的一场肢体冲突事件。按早先的调解目标，只要双方握手言和，老杨就可打道回府；但现在，老杨会刨根问底。原来是甲方的一棵树长大了，树根损坏了乙方院墙。老杨就找双方商量，彻底挖掉了矛盾的“根”源，避免冲突再发。

　　调解方法上，老杨继承了“枫桥经验”中“情感、感受法”和“换位思考法”两种主要方法，又和同事陆续总结发扬了“依法疏导法”“案例举例法”“联动调解法”等5种方法，形成“枫桥新经验”的“调解七法”。

　　老杨说：“纠纷涉及老年人，我们要敬重他们，要多上门，多做思想工作。如果是年轻人，要讲法律、举案例；遇到未成年人，要注重引导；遇到妇女，可以联合多方力量。”

　　调解方法多而灵活，老杨的名气越来越响。5年来，老杨到过新昌、越城等地指导业务，也到过诸暨辖区内10多个乡镇调解纠纷，还接待过四川、重庆等地前来学习、交流的同行。他说：“现在调解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大家对调解人员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这份工作越来越有意思了。”

　　近年来，调解工作一直在朝着多元化、专业化发展。仅诸暨就成立了医疗纠纷、劳动争议、环境保护等10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培养了10多个品牌调解工作室，形成了专职、兼职、志愿者3支人民调解员队伍；调解机制更是“百花争艳”，有纠纷预警排查机制，有矛盾纠纷甄别机制，也有多方配合联动机制。“但依靠群众、依靠基层组织的核心精神不变。”老杨说。

　　5年来，不变的还有很多，比如老杨每天早上6时出门、晚上6时回家的作息时间；比如他每天上下班换乘两趟公交车、花1个多小时的坚持；比如他选择到纠纷当事人家里做工作，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等调解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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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专业化的调解体系

　　目前，全省共有村居（社区）调委会32582个，乡镇（街道）调委会1387个，企事业单位调委会6068个，区域性等其他调委会166个。今年前3季度，全省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435940件，调解成功427237件，调解成功率98%。

　　全省推进建成各类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1582个，涉及15个行业或领域，其中，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和保险行业已实现全省全覆盖。今年前三季度，各类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16万余件，以不到4%的调解组织比，调解了纠纷总数的37.7%，成为化解疑难杂症的一大利器。

　　我省积极构建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立诉调、检调、警调等衔接机制，在基层法院、检察院、公安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 ”。目前，全省“警调衔接”建设率已达96.87%，并建有驻基层法院和法庭人民调解工作室216个，已实现“诉调衔接”全覆盖。

　　■ 专家点评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应用法律系副教授王红梅：我省人民调解工作很好地继承发展了“枫桥经验”，走在了全国前列。近年来，我省建立健全各个层面的人民调解协会等机构，汇聚了多方面的调解资源。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方面亮点颇多，特别是医疗纠纷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调解做得很出色。随着高素质、高学历人才的加入和调解业务培训的展开，人民调解队伍的素质大有提高。经费保障、硬件配置等方面也有了很大进步。希望我省调解工作能够更注重多元化、专业化发展，协调解决城乡调解员素质不均衡问题，理顺机制，明确人民调解的工作边界，培育商事调解等多元调解模式，让调解工作再有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