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国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松花江上》（节选）

　　一首如泣如诉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一代人的耻辱和悲怆。

　　这是一个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

　　这一天，夜晚10时许，位于沈阳郊区柳条湖的南满铁路边，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这场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的爆炸，宣告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不宣而战，开始了丧心病狂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由此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然而，众所皆知的是，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拱手将东北的大好国土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3000多万东北父老转眼成了亡国奴，承受了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

　　滴血之夜

　　“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作了计算，即使铁轨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花谷正（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

　　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七，过几天就是中秋节。秋天的夜晚，一弯明月拂照，大地仿佛也开始了沉睡。然而，一群日本兵的出现，划破了夜的寂静。

　　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者之一、日军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战后曾经用诗意般的语言回忆了当年的情景：“18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湖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晚上10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铁轨炸毁之后，日军按照早就写好的“剧本”，当场扔下3具着中国军衣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军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84年后的今天，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助理崔俊国，带领记者来到了博物馆北向500米处的长（春）大（连）铁路附近。“经过学者多年考证最终确认，就在这里，从大连算起404.444公里处，就是当年的爆破点所在地。”他指着不时疾驰而过的列车对记者说。

　　绿树成荫，清风徐徐，如今的爆破点所在地，早已不见了当年硝烟踪迹。 （下转第二版）

　　（紧接第一版）但对于88岁的孟淑珍老人来说，记忆依然是那样刻骨铭心。

　　面对前来采访的本报记者，孟淑珍老人依然记忆犹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北大营西侧不远的菜园子里。那天夜里，全家人突然被密集的枪炮声从梦中惊醒。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匆匆离家避难。刚一出门，就遇到日本军队的机枪扫射，大姐当场被打死，我的左胳膊被打中……”

　　刺骨的痛，连同那个滴血的夜，从此定格在当年只有4岁的孟淑珍的脑海里。84年来，独臂的苦与痛伴随了孟淑珍的一生。

　　奇耻大辱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当年流传的民间小调

　　关东军炸毁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后，随即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攻击沈阳城。

　　几个小时之后，日军攻陷了东北军北大营，不足24小时，沈阳全城陷落。仅一个星期，日军侵占了辽吉两省；4个多月后，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3.5倍的东北全境沦陷。

　　令人痛心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达到44万之众，其中正规军将近27万人，最精锐的17万全部驻守在沈阳城四周。而关东军的兵力，还不到两万人。

　　“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北大营和沈阳城几乎不战而退。”崔俊国说，这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制定了“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张学良及东北军又执行了这一政策。

　　崔俊国一边说，一边领着记者来到了沈阳二台子街道柳林街一栋灰色的老房子跟前。“你看，白洋灰砌缝，青砖铁皮瓦，这就是北大营的老营房。”

　　据介绍，北大营原有营房是很大的一片，但历经风风雨雨，北大营老营房如今只剩下两栋半保存较好，约100米长、7.5米宽。抬眼望去，斑驳的老营房墙面上，还有沈阳市有关部门题写的“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 北大营营房旧址”几个大字。

　　就是在这些老营房里，曾经驻守着近7000名全副武装的东北军。然而，在九一八之夜，面对不足800人的日军，他们只能听命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无奈撤离。

　　“不抵抗等同于开门揖盗、任人宰割，这是莫大的耻辱。”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东北军，在事变爆发前都没有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心理和军事准备，战事未开，胜负已定。

　　不屈抗争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936年8月2日狱中绝笔）

　　九一八之夜，东北军得到命令不许抵抗，眼睁睁看着日军杀进来坐以待毙，死伤十分惨重。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耻辱之夜，中国军人仍然打响了反抗日军的第一枪。当夜，北大营驻军620团团长王铁汉在率部撤离时，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忍无可忍，持枪反击，杀出一条血路。在其回忆录中《不抵抗的抵抗》一文里，王铁汉这样写道：“……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多人，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

　　“王铁汉在九一八之夜国难当头的时刻，毅然违抗上级‘不抵抗’的军令，下令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这也是全国抗战的第一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王建学说。

　　这一枪，也发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呐喊。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第二天就发表宣言，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同时，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立即作出指示和决议，组织东北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

　　辽河两岸，松花江畔，白山黑水之间，抗日烽火，由此生生不息。

　　“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日本侵略军无法理解他为何能够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围困、且完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顽强坚持战斗。日军将他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

　　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当讲解员讲到抗联英雄杨靖宇的这段事迹时，沈阳建筑大学大二女生武悦被深深震撼住了。而当在博物馆里看到女英雄赵一曼宁死不屈，在就义前留给儿子的最后遗言时，武悦不由得热泪盈眶。“一个年轻的妈妈，为了国家可以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奋发努力，建设我们的祖国呢？”她激动地对记者说。

　　是的，杨靖宇、赵一曼，还有宁死不降携手投江的八位女战士……行走在九一八纪念馆，耳边听着、眼里看着这些东北抗联战士们的英勇事迹，观众又怎能不为之动容呢？

　　历史不会忘记，九一八事变之后，杨靖宇等人创建和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迅速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荡气回肠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为白山黑水间燃起的抗日烽火而歌唱。

　　历史同样不会忘记，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背负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全面形成，从此，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体中国人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进入了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但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开启了一段涅槃重生的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