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力量十分薄弱，处于绝对劣势。就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抗战爆发后的短短3个月里，中国空军击落日本飞机30架，击毙日本飞行员327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是中国空军仅剩30架飞机可用于作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

　　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所说：中国抗战“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 苏联空军与美国空军的先后加入，使中国抗日的空中战场更加悲壮而精彩。

　　中国空军：

　　远征日本“传单轰炸”

　　抗战初期，中国能参战的飞机仅223架，不及日本的七分之一，但是，不屈的中国空军面对强敌凌辱奋起抗争。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次日，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开始了自抗战以来中日两国空中力量的首次交锋。

　　8月14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对长江内的日本军舰以及位于上海的多处日本军事目标进行了轰炸，击沉日本驱逐舰一艘，还造成日军人员物资的重大损失。中午时分，日军派出战机对中国进行报复性轰炸，在杭州湾上空遭遇中国空军的拦截，双方在杭州湾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空战。是日，中国空军击落敌机6架，取得了6∶0的战绩。

　　“8·14空战”的胜利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听到陆军方面惨败的消息之后，这才发现原来中国还存在着一支能够承担主动对日攻击，并能取得胜利的武装力量。次日，中国空军的照片和他们的事迹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的头版消息。

　　1938年2月18日，中国空军在武汉空战中击落日机12架。4月29日，日本天皇的生日（天长节），我国空军痛击来袭击的日本空军，击落日机20余架，为天皇献上了一份“厚礼”。史称“武汉大捷”。

　　1938年5月19日，在队长徐焕升、副队长佟彦博率领下，中国空军“马丁”B-10型轰炸机双机编队，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

　　5月20日清晨，日本长崎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突然发现门前到处是传单。只见一份传单上印着英汉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当天，在九州岛的福岗市和北九州市也发现了大量类似传单。

　　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多年以后，日本著名动画导演宫崎骏在漫画绘本《九州上空的重型轰炸机》里写道：“马丁”所载的并不是炸弹，为了控诉日军的残暴行为，唤起日本人民的良知……后进而弱小的中国空军打得很漂亮。

　　但是，在取得一个个辉煌战绩的同时，中国空军也损失惨重，可用于作战的军机很快锐减至仅剩30架。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飞行人员多数阵亡，一批空中名将相继陨落。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首的空军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首开击落敌机纪录，此后更是一人击落敌机多架，被日军称为“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1937年11月12日，高在河南周口机场遭日机扫射，中弹殉国。开战不到半年，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中的另外三位，刘粹刚、乐以琴、李桂丹也悉数阵亡。

　　中国空军的对日作战史无愧于“惊天地泣鬼神”，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事开始。8月17日清晨，中国空军第5大队和25中队奉命以6架霍克－3飞机赴上海轰击虹口日本陆战队司令部……飞行员阎海文的飞机被击中无法操纵，跳伞落入敌阵，被数十名日军包围，并呼喊着“活捉飞行员！”阎海文冷静地等着日军靠近，用自卫手枪连续击毙5名日军，日军退了回去，有的要开枪，被鬼子头目制止，并喊话要中国飞行员投降。阎海文从隐蔽处走出来，昂首挺立，眼见10多名日军士兵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逼近，阎海文缓缓举起手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8月19日，中国空军指挥部接到侦察机报告，大批日本军舰集结在白龙港附近海面，遂命令第4大队出动战斗机，掩护第2大队轰炸机前往轰炸……飞至南汇上空时，分队长沈崇诲、轰炸员陈锡纯驾驶的904号轰炸机发生故障尾部冒烟。当时南汇在我军控制之中，如迫降或跳伞都可能生还。但是沈崇诲与陈锡纯，一位是26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一位是不满21岁的爱国飞行员，同心协力，从2000米高空对准就近的一艘敌舰冲去，火光闪处，浓烟腾起……敌舰因弹药库爆炸很快沉没。

　　苏联空军：

　　参战保卫中国多个重镇

　　在英美等国对日本侵华还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苏联是抗战初期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由于当时苏联并未对日宣战，派出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华参与对日作战。

　　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多次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参加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等地的空战，并远征被日本占领的台湾。至德军进攻苏联，苏联空军志愿队才撤出中国战场。

　　苏联援华飞机对中国抗日所起的作用，可以从蒋介石和驻苏大使杨杰分别给苏联政府的函电中看到。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7月14日，蒋介石致电苏联政府，称“抗日战局已入重要之新阶段，屡承贵国热心援助，人心士气益为振奋，唯目前需要驱逐机及重轰炸机之增加补充，异常迫切，各种俄炮弹亦不足使用。如能迅得此项充切接济，则抵抗力量可增厚，务请速予提前借给，即日起运，以应急需。飞机应用更急，加能早到一日，则我方战事胜利之成份即多增加一分。”杨杰在8月10日致函苏联政府的信中也说到，“这些飞机对于中国面临的武汉大会战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空军的支援，战役会变得极其困难。新型飞机亮相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军队的极大鼓舞，可以增强他们抗日的决心。”

　　1938年2月23日，苏联航空志愿队成功空袭台北附近的日军空军基地松山机场。空中打击使日军机场上火光冲天，敌机被炸毁，损失了可供3年使用的航空燃料。这次胜利重创日军，极大地鼓舞了中方将士的士气。

　　俄方文献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时任航空志愿兵轰炸机大队长、执行松山作战任务的波雷宁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苏联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冒了很大风险。为保证燃料能够满足任务需要，他们长时间在5500米高空飞行，在没有供氧设备的情况下忍受缺氧的不适感。机组遭遇了复杂气象条件，机场上空厚厚的云层给投弹带来困难。利用云层出现的一个空洞，波雷宁和战友们才得以果断实施攻击，并及时撤离。

　　1939年8月14日，苏联的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上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把他安葬在景色壮美的太白岩。

　　当时苏联援华志愿人员的去向是保密的。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也只是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几个月后，库里申科的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着：“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地点，家人全然不知。

　　像库里申科一样，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员，至少有两百人。

　　中国人民的友好善良令很多苏联志愿航空兵难以忘怀。他们在战斗中遭遇险境时，素昧平生的中国百姓总会施予援手，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重返蓝天。

　　波雷宁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1月，苏联飞行员驾驶26架轰炸机从汉口飞往南京袭击日军机场，在返航时遭遇日军防空炮火还击。由于飞机中弹，波雷宁和其他机组成员只好选择芜湖附近一片空旷的沼泽地迫降。很快飞机周围聚集起200到300名老乡，他们看到飞机上的标志物和飞行员制服上的提示信息后便露出微笑，高兴地喊“哦！俄国人！俄国人！”

　　飞行员和他们一顿比划后，老乡们跑回家取来绳子、木板，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将7吨重的飞机拖至长江岸边，并送上一艘开往汉口的船。随后，老乡们把苏联飞行员领到一家小饭馆饱餐一顿。等他们休息够了，又准备了三头毛驴送他们离开。

　　可以说，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所建立的功勋同老百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有人曾说过，在中国的岁月使他“成为了半个中国人”。

　　美国空军：

　　组建飞虎队开辟驼峰航线

　　美国对华空军援助，最为人所熟知的，无疑是美国人陈纳德和他的航空队飞虎队。1941年，陈纳德应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组建“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志愿队因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而得到了“飞虎”的别名。在对日的31次空战中，“飞虎队”共击毁敌机200余架，自己仅损失14架，并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对中国西南省份的制空权。

　　1942年初，日军占领缅甸后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基本中断。为了把抗战急需的大批物资运进中国，美国和中国联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部到中国云南昆明的全天候战略物资运输空中航线，即“驼峰航线”。由于这一航线十分艰险，再加上日军围追堵截，战后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1942年，日本横行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正是骄狂之时，首都东京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轰炸。这是来自美国的报复——几个月前，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好莱坞大片《珍珠港》重现了这段历史，其中有两个细节，点出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胆空袭”与中国的联系：轰炸机起飞前，策划并率队实施了轰炸东京的杜利特中校，教给飞行员们一句中文：“我是一个美国人。”影片的结尾处，轰炸东京后的美军飞机燃油耗尽，迫降在中国。

　　1942年4月18日清晨，由杜利特率领的16架B-25轰炸机，在距离日本东京650海里的海面上，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直插东京上空。一枚枚炸弹投向东京、名古屋等大都市，随后它们迅速低空掠海，飞向中国。

　　面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盟国飞行员，中国民众无私地伸出了援手，带领他们穿越沦陷区，奔向大后方。降落中国的75名飞行员，有62名被浙江临安、江山、衢州、象山、三门等地在内的中国军民救助，并安全脱险。这一段故事被传为佳话。

　　然而，浙江在日后遭到日军的疯狂报复，仅1942年4月19日开始的一个月内，日机轰炸衢州机场就达59次，机场附近9个村被杀绝。为了彻底破坏该地区的机场，消除美国利用这些基地空袭日本的战略意图，日军于5月15日发动浙赣战役。

　　1942年，也是中国空军的转折点。随着新一批空军培训完毕，同时接受了大批美式轰炸机和歼击机，中国空军重新与日军展开激战，并且逐步取得制空权，1944年，完全取得主动。1945年8月14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沈昌德从湖南芷江机场起飞，完成了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作战任务。次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根据统计，抗战8年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击伤炸伤敌机230架、炸毁炸伤敌坦克车辆8546辆，而自己则损失各种飞机2468架，6164人殉国。

　　在《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一书的附录——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里，收录了800多个名字，他们基本出生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死于1937年至1945年间，平均年龄不到30岁。 （据新华社、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