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沈敏琦

　　盛夏烈日下的富春江，水面波光粼粼；蔚蓝天色下，远山如黛。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郁达夫的故居就坐落在这如画风景之中。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郁达夫牺牲7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富阳，寻访到了郁达夫的后人——郁达夫的孙子郁峻峰，一道追忆这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和革命烈士。

　　步入郁达夫故居客堂，迎面就是斯人的一幅画像：清瘦、儒雅，萧然独立。在陈列窗里，两张先后由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成为人们今日追思郁达夫抗战事迹一个最近的起点。

　　1945年8月29日，在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14天后，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的丛林中遭日军杀害。他的遗骨从那时起一直远离故土。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郁峻峰远涉重洋，终于来到爷爷当年牺牲的山谷中。他挖起一抔泥土，将其带回，并在清明节安放在杭州富阳郁家世世代代的墓地里。

　　“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郁达夫在抗战期间撰写的杂文、诗歌、评论和所做的演说中，多次使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来鼓舞军民抗战的士气，激励民族必胜的决心。郁峻峰相信，郁达夫的英魂现在已经回到了当年他深沉热爱并以生命捍卫的土地。

　　如今，在郁达夫的家乡，每两年都举办一次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评选。“郁达夫小说奖”由浙江省作协主办，以富阳为永久颁奖地，获奖作品追寻郁达夫的创作追求和审美风格，灵动飞扬、感时忧国。

　　郁峻峰说，今年9月，他将再赴印度尼西亚，同新加坡和印尼两国的华侨与同仁一起，在雅加达建设一个郁达夫史料陈列馆，部分来自富阳郁达夫故居的文物也将在馆中展出。这将使人们永远铭记：这位中国文学家的杰出代表，是如何以笔作枪，为了骨肉同胞和东南亚人民的幸福，不懈地与侵略者斗争，直至牺牲生命。

　　爱国之情，毕生支柱

　　“明月清风庾亮楼，山河举目涕新流。一成有待收斯地，三户无妨复楚仇。报国文章有李杜，攘夷大义著春秋。相期各奋如椽笔，草檄教低魏武头。”这是郁达夫1938年寄给武汉文艺界抗敌协会同仁的一首《感时》诗，饱含家国忧虑和抗敌激情。

　　在郁峻峰眼中，爷爷首先是一个诗人，而“‘爱国’向来是中国诗人创作中、乃至整个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这让人想起闻一多的一句名言：诗人的本质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陆游、文天祥……哪一个诗人不是这样呢？”郁峻峰说，“我深感，爱国是郁达夫毕生的精神支柱。”

　　郁达夫的抗战经历颇为传奇。他不仅到台儿庄劳军，撰写了多篇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此后更是远赴新加坡，发动华侨和当地民众，将南洋建设成一个“文化的中继站”，持续声讨侵略者的暴行。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郁达夫又前往印尼，化名“赵廉”，以经营酒厂等行动为掩护，帮助许多人幸免于日本宪兵队的残害。

　　劳军台儿庄，郁达夫写下了20多篇战地通讯和战地评论，著名的如《在警报声里》，将战火硝烟里中华民族决死抗战带给自己的震撼，传递给全国人民。

　　他写一位受尽日军蹂躏的农妇冒死渡河，“脸上一层像被涂了油似的汗水……包得紧紧的一张嘴，显示出了她必死的决心……她的第一句话，就连叫着说：你们的炮打得不准……”台儿庄守军由此得知日军方位，校准了炮击方向。他还记下李宗仁那句“你们若在上峰没有退却命令之前而想退却的话，请先来把我杀死”，展现了前方将士战斗到底的精神。郁达夫告诉同胞们，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的原因，正在于“长官指挥的坚决，军民合作的不懈”。

　　郁峻峰还指出郁达夫台儿庄之行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表的身份，促成时任美国驻华武官参赞的史迪威上校进入战场考察。史迪威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作战英勇而装备落后，他向美国政府提出极有说服力的报告，大大加快了美国援华进程。

　　身在南洋，以笔为枪

　　郁峻峰翻阅着2014年出版的《郁达夫新加坡文集》，本书集结了郁达夫在新加坡的3年多里撰写的数百篇杂文、评论、散文、诗词等。郁峻峰说，据他到新加坡寻访的郁达夫当年故交的回忆，郁达夫为抗日宣传所发表的文章，应不下100万字。

　　1938年底，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直到1941年离开，他前后共主编过11种报纸的副刊，最多时同时编8种报刊。

　　郁峻峰介绍，郁达夫早年以小说蜚声文坛，而到了此时，文笔趋于老辣，风格更显沉郁，作品体裁以杂文、时评为主。郁达夫留日多年，是地道的“知日派”，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情况有自己深刻的洞察，这使他的时评如锋利的匕首，总能剖开侵略者虚伪的宣传，揭出局势的真相。

　　甫至新加坡，郁达夫就发表了著名的时评《估敌》，犀利地指出：“敌国内已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国际间信用毫无，而军事上又陷入了扑空之辙，穷极无聊。”这篇文章还分析了敌人今后将采取的手段，如攻击领袖、破坏法币、扶植傀儡等，并一一指出我们的应对手段，全篇激情澎湃，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1939年底的时评《敌人的文化侵略》中，郁达夫敏锐地指出，“文化侵略，原是各种侵略之中，最毒辣的一种”。他同时嘲弄说，敌人的文化侵略并未取得成功，沦陷区的教科书，其实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种；那些被敌人拉拢去的文人，非但地位声望在四五流以下，并且即便如此很多也不是真心附逆的。

　　郁达夫在新加坡还发起成立文化界战事工作团、抗日青年训练班等多个组织，经常做演讲，并到乡下去号召青年从军。老新闻人张楚琨回忆说：“他那瘦弱的身躯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声音沙哑了，眼睛布满血丝了，肩被钢枪磨出了硬茧，但依然忘情地工作着，仿佛就是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长歌未已，正气永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攻陷新加坡。郁达夫不得不坐船前往苏门答腊——那里成为他人生最后的归宿。“伶仃绝似文丞相，荆棘长途此一行。”正是诗人此时的自谓。

　　2006年，郁峻峰前往印尼的巴爷公务、武吉丁宜、巴东、望加丽等地，寻访爷爷的行迹。

　　“我们见到了国民党老党员陈义荣、老华侨张云飞等人，都是爷爷的故交。”郁峻峰感慨地说，如今，这些老人也已离去，而他们说起“赵廉”时激动万分、老泪纵横的情景，则一直深深地留在自己脑海里。

　　在巴爷公务，郁峻峰走进郁达夫当年的住所，查看酒厂的遗址，那时郁家人汲水的老井，也还留在原地。

　　郁峻峰说，在这简陋的居所里，郁达夫曾把日本宪兵灌醉后放走了被他们捆绑的义士，曾在共产党人胡愈之等人开会的时候替他们放哨，曾一次次思考着保护和解救革命者的方案……

　　郁达夫在印尼办酒厂、肥皂厂，赚的钱拿来接济流亡来此的抗战文化人。他被迫给日本人当翻译后，就用合法身份给抗敌人士提供庇护。张云飞告诉郁峻峰，3年多里，郁达夫保护和解救的人有数百位。

　　在印尼期间，郁达夫留下数十篇诗词。其中一首说：“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就是在这长歌正气之中，郁达夫走完了他以诗人为战士的抗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