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强烈的爱国抗敌情绪燃遍中华大地各个角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发出了一致的诉求。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抗战环境里坚持斗争，作家们迫切需要宣泄昂扬的情绪。他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各种不同形式开展文艺工作。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成了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以戏剧为主要形式宣传抗日救亡。

　　在上海，大批文艺工作者集体创作了《保卫卢沟桥》，紧急创办《呐喊》、《七月》等报刊，并迅速成立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演出，标志着文艺工作者有计划、有组织地为抗日战争服务。集体写作的风气开始形成，戏剧创作、诗歌创作及时作出反应，报告文学异军突起，通俗文学得到恢复并大量创作。总体来说，抗日文学始终显现出一种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同仇敌忾的格调。

　　武汉沦陷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国统区，暴露与批判成为了新的主题。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与无所不在的压抑控制，使国统区文学运动从初期的热闹昂扬沉静下来。但大部分作家仍然坚守抗日爱国的进步立场，在艰苦的条件下和险恶的环境中，促使文学思潮走向深入，走向成熟。

　　脱离简单的呐喊和激情宣泄，作家们或有如巴金、师陀直面现实黑暗抒发愤懑；或有如沈从文、废名将战争作为背景，探究人性的种种变异；或有如穆旦执着生命本位、个人本位，对思想、艺术作某种高远的探索。作家们以自己深刻的笔触作为武器，使抗日爱国、民主爱国的文艺思潮深入人心，推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觉醒。

　　在解放区，服务于抗日救亡被视为文学的首要任务。解放区作家当时的创作宗旨是“一切文化的工作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共同的爱国主义热情，淡化了社会原有阶级之间的隔阂，减少了作家之间的分歧。

　　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革命的历史事实转变为文艺创作的直接具体的要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把关注的重心放到了“土改”这样大的历史事件上。此后，文学更注重思想理论建设，文学创作多取材于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发展和劳动生产。报告文学勃兴，街头剧、街头诗运动的开展，民歌体叙事诗、章回体小说的盛行，文体向传统文学样式和民间文学形式的回归，使文学明显地缩短了与接受对象的距离。

　　在沦陷区， 进步作家在高压政策下，困难曲折地创作了不少以抗敌为主题的作品。上海《万象》、《春秋》、《文艺春秋》等杂志，冒着风险，登载或转载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何其芳等在大后方的作家作品。北京毕基初的中短篇小说集《盔甲山》或明或暗抨击侵略行径和汉奸言行，何一鸿的《出塞行》影射沦陷区现实，寄托民族振兴愿望。张爱玲、师陀、苏青、钱钟书等恪守自己业已形成的文学信念和创作风格的作品，不屈服于日本人的压迫。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沦陷已达40多年的宝岛台湾，抗日文学仍旧保持着生命力，以极其艰难的被统治地位与处于统治地位的日本殖民文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八年抗争。台湾抗日作家们创办《台湾文学》季刊，以团结全省反日爱国作家。文学创作采取隐蔽、曲折的地下秘密发展方式，或是通过叙写台湾社会形形色色的下层小人物的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揭示蕴藏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对日寇的愤恨；或是以作品的真善美及对人性的呼唤，启迪人们对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及侵略战争反抗和唾弃。

　　（通讯员 沈敏琦 记者 曾福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