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我省“三改一拆”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重中之重，是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拆违最难的，不是拆旧，而是控新”、“缓拆的界限在哪，会否不了了之”……今年以来，针对“三改一拆”长效机制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和重点难题，记者进行深入调查与剖析，首篇报道聚焦如何管控新增违建。

如何管控新增违建

——“建立健全‘三改一拆’长效机制”系列调查①

　　本报记者 梁国瑞 滕昶

　　我省“三改一拆”工作推进两年有余，数以亿计的违法建筑应声倒下，拆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拆出了美好的城乡环境，更拆出了正义、公平和法治。然而，拆旧不控新，春风吹又生。省“三改一拆”办负责人说，要把“三改一拆”进行到底，全面推进“无违建”创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有效的新增违建管控机制。

　　破题1

管控新违建，

　　“智慧城管”网格监管

　　目前，建立多级联动、多部门参与的网格化体系，是我省各地防止违建回潮的主要办法。

　　但据记者调查，不少基层工作人员认为，“人海战术”、“不留死角”的方式确实管用，弊端在于牵涉的人力、精力太大，“都是乡镇、村居的干部在巡查，但他们的日常工作千头万绪，有时疏漏难免。”更何况，超面积违建、屋顶违建等较为隐蔽的违建行为，并非巡查人员单靠肉眼就能辨别，这种情况该如何掌控？

　　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新技术，对新增违建进行取证，是各地正在尝试的技术手段。但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卫星遥感，一来能否不留死角尚是未知数，二来拍摄下的画面需要比对，多久监控一次？由谁来比对？要不要实地核实？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有没有办法，可以在不增加人员、不给基层加压的前提下，进行常态化管控？目前看来，借用智慧城管系统，发挥已有的网格化体系作用，对新增违建进行实时管控，是较为可行的方式。

　　义乌将全市划分成1084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网格长、网格员，每个网格长随身携带移动终端，巡查发现问题后，必须第一时间用文字、照片形式，通过系统上报街道网格办或职能部门。

　　在全市的网格化管理系统（类似于数字化城管系统）里，已有大量历史数据，包括已普查的违章点数据、历史规划红线数据。“这种模式，将违建的管控，和原有的基层治理体系相结合，并不新增人员，效果却很好。”当地干部称，管控新增违建，只是网格工作的其中一项内容，并不会给基层增加太大压力。

　　但是，数字城管实现全覆盖，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并在前期投入巨大人力进行数据搜集。目前省内仅有温州洞头、宁波海曙等个别县市尝试这一做法。

　　破题2

　　发挥能动性，

　　打破临时机构尴尬

　　为打赢“三改一拆”这场硬仗，我省成立行动领导小组，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分管副秘书长、建设、国土等部门领导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省经信委、水利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等17个部（委、办、局）。全省各地也都是党政一把手亲自挂帅，并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省上下都做到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省“三改一拆”办负责人说。

　　但据记者了解，在全省各地，“三改一拆”办几乎都是以临时机构的身份存在，临时抽调各相关部门人员。一般来说，临时机构不定级别、不设编制，其组成人员的工资由原单位发放，享受原单位福利待遇，工作任务完成后仍回原单位工作。这种现状，事实上对“三改一拆”工作的长效推进产生不小影响。

　　温州某县“三改一拆”办共有25人，常务副主任、副主任、主任助理都是乡镇或部门借调、挂职，期限一般是1年；其余21名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临时从住建局借调，剩下的从乡镇借调。

　　“从住建局等部门借调的人，不是原单位的骨干力量，工作热情不高。积极肯干的骨干力量，基本来自乡镇。虽然工作出色，但他们身处临时机构，很难就地提拔，而且长时间脱离原单位，担心前途受影响，也无心恋战。”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层“三改一拆”办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人员状态只是一个方面。作为临时机构，“三改一拆”办本身并不具备执法权，开展工作都需要协调乡镇、部门。“出现不少推诿、扯皮的事。”上述负责人坦言并建议，如果暂时无法解决临时机构性质问题，为提振士气，提高人员战斗力，“应从各部门抽调骨干力量，明确轮岗性质，回原单位后，推荐为中层干部人选。”

　　破题3

　　明确执法权，

　　查得到更要拆得倒

　　相对于临时机构性质带来的困扰，“查得到，却拆不倒”背后的机制性矛盾，是另一个大难题。这也是新增违建容易“卷土重来”的原因之一。

　　建德市某乡镇“三改一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乡镇干部在巡查时发现违建，因为乡镇没有执法权，只能将情况通知国土部门（若违法建筑在规划区以内的建设用地上，则通知住建部门处理）；国土部门现场查看属实后，可以认定其为违法行为，下达处罚通知书，但国土部门没有强制拆除违建的执行权；强制拆除的执行权在法院，但事实上法院又没有执行能力，只能通过裁决形式委托乡镇执行。

　　“这是个‘死循环’，也是基层大量违建出现的重要体制原因之一。”上述工作人员说。

　　体制层面外，操作层面同样存在阻碍：国土部门认定违法事实后，会发一份停止违建的通知书；如果违建方收到通知书后，仍不停止违建行为，国土部门会再发一份限期整改通知书，期限一般为10天；若违建方仍不执行，国土部门只能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住建部门可以下发强制拆除决定书，如违建影响消防等）。

　　处罚决定书下达后，违建方若有异议，根据最新的《行政诉讼法》，可以在收到决定书后6个月内申请行政复议和诉讼。若6个月后违建方仍然拒不履行处罚决定书内容，国土部门会再下发一份催告书，期限为10天。若这些程序走完，违建还是没拆，国土部门就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还要受理、调查、裁决。整个过程走下来，耗时非常漫长，而违法建筑少则数天多则几个月就能建好。

　　上述工作人员说：“拆违的成本比违建的成本要高得多。即便做通思想工作，对方同意拆除，政府还要花大量的人力、财力拆除违建。相对而言，违建成本太低。”

　　“巡查责任与执法权限不配套，是最棘手的问题。”乡镇干部建议，既然把巡查责任交给乡镇，就要配套相应的执行权，只有这样，违法建筑才能第一时间查到，第一时间拆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