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兵

　　如今，不少贪官成了“葛朗台”。江苏省镇江市民防局原局长朱冬生就是一例：一方面，他大肆受贿，把持审批权，搞权钱交易，受贿195万元；另一方面，他节俭至极，为省汽油费，经常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乡下买当地有名的豆制品。

　　类似的“葛朗台式”贪官并不少见。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骑车上班，家中却藏有上亿元贪腐现金；贵阳市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一双皮鞋底子换了3次还在穿，受贿的赃款却塞满了整整5个保险柜；还有经常“一日三餐稀饭馒头”的贪官祁崇岳、“棉布背心穿30年”的贪官曹培武……

　　以往，人们往往把节俭视为清官的一个特征。但这些“葛朗台式”贪官用事实告诉人们，节俭与清官不能画等号。尽管与“表哥”杨达才、“LV皮带哥”李建国等 “穷奢极欲式”贪官不同，但他们贪婪的本性没有二样，犯罪的性质没有不同。反而更需警惕的是，有了杨达才之类炫富被抓的教训，贪官装穷的可能性只会更大。

　　由此可见，反腐不能靠偶然的“爆料”，也不能靠习惯的“常识”。揭下贪官身上披的各种“画皮”，必须靠强而有力的制度约束、疏而不漏的权力监督。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权力的运行置于社会监督的阳光之下，才是反腐倡廉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