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当我们回望调查研究这个党的优良传统，85年前的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省寻乌县做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调查，并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谈到寻乌调查时说，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一场影响深远的

 社会调查

　　在寻乌老城区的马蹄岗，有一处不同寻常的建筑——寻乌调查纪念馆。85年前，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连续开了10多天调查会。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也是第一次把调查重点放在城市。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地党史工作者讲了一段往事。

　　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胡日旺说，1930年4月10日，红四军打下信丰城后，不明白农村地主和城市中的资本家的分别，把信丰县城的十几家商号全部没收了，这么一来，城市群众买不到东西，带来不便，引起了不满。

　　这一次经历，让毛泽东开始反思，后来他在《寻乌调查》中写道，“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即是非错不可的。”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江西会昌到达寻乌。寻乌位于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之地，是商品流通的主要集散地。在毛泽东看来，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于是趁着部队到附近各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时机，他开始着手调查寻乌城的商业。

　　《寻乌调查》对寻乌城里的主要商品货物如何往来流通，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在距离寻乌县城100多公里的江西瑞金，记者寻访到一张80多年前的路条。

　　瑞金商人胡道金的曾孙胡家华告诉我们，路条上提到的胡道金是他的曾祖父，一个卖豆子的小商贩。80多年前，胡道金每个月都要挑着豆子到寻乌附近出售，再买其他商品回去，这张路条就是当时的通行证。

　　路条上的信息，同样可以在《寻乌调查》中得到验证：“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卢洁说，寻乌调查报告列出了130种货物，毛泽东的调查是从详细地科学地占有材料开始，拼上自己的精力把一个地方搞透彻，把一个麻雀解剖开，了解到底。这个就是科学严肃的调查。

　　在寻乌调查11年后，来到延安的毛泽东这样回顾：“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厅，有一件珍贵的石印本，就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寻乌写下的另一篇著作《调查工作》，后来改了一个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没有寻乌调查，很难写出《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认识的一个升华、一个飞跃，因为在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中，包含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3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明确了这个。

　　寻乌调查8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在从这场伟大的调查中汲取精神营养。2011年11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谈到了寻乌调查。他说，“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一份弥足珍贵的传家之宝

　　这次由中国社科院与央视联合组成的调研组里，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是江西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马雪松。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响应邓小平关于“摸准、摸清国情”的号召，在全国发起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江西寻乌县被列为重要一站。1995年，马雪松作为调研组的牵头人之一，率队在寻乌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时隔20年之后，马雪松又加入新的调研组重返寻乌。从调研点回到县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当年的调查员们见面。当年，调研组在寻乌县有关单位招募了20位青年调查员，参与问卷调查。那一段当调查员的经历影响了很多人。

　　寻乌县政协副主席黄世标当年就参与调查。他说，此后他到乡镇当党委书记，受到很大启发。当时他所在的乡镇在吉潭，群众还比较穷。怎样带领群众致富？通过调查，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种果树，就号召群众发展柑橘产业。

　　1995年10月，作为调研重要成果，《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寻乌卷》正式出版，与其他卷不同的是，“寻乌卷”单独开辟专题《沿着毛泽东寻乌调查的足迹前进》，追寻65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变迁。

　　1930年《寻乌调查》记载了当时寻乌的教育状况，还列举了4所中学，其中包括大地主潘明徵兴办的知耻中学。1995年做调查时，调研组没能找到学校的旧址。这次重返寻乌，马雪松在潘家后人的指引下找到了。

　　1995年调查时发现，由于经济贫困、人口分散，“复式教学”在寻乌县比较普遍。这次到寻乌，马雪松了解到复式教学点已经大大减少。马雪松发现，和20年前相比，老师的工资收入有了很大变化。20年前是乡里发工资，有钱就发，没钱记账。如今工资直接发到工资卡，每月有3000多元。

　　马雪松说：“解决问题还是得到基层。像今天要调查20年之后寻乌发生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到寻乌农村。现在有一些不深入基层的不良学风，老在揣摩领导意图，我最反对这个。”

　　如今，中央党校专门开办了一堂《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课程，主要讲解的案例就是毛泽东85年前所做的寻乌调查，听课对象大多是县委书记。

一个寻路中国的珍贵路标

　　85年前，毛泽东在寻乌县写下这样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寻乌调查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路标呢？

　　在《寻乌调查》序言中，毛泽东写道，“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从大革命时代的湖南五县调查，到井冈山时代的永新、宁冈调查，尽管调查报告丢失了，但是把自己国家了解清楚的精神已经扎了根。1929年12月，离开井冈山的红四军在福建召开古田会议，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案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借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古田会议半年之后，毛泽东来到寻乌，展开他下山之后的第一个调查。他这样说道，“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正是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基本搞清了当时的富农问题和城市商业状况，为后来制订正确的土地革命斗争路线和工商业政策奠定了基础。不过，他也坦率地提到，“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治国理政的最初探索。

　　江西省赣州市党史学会秘书长凌步机认为：“1933年以后，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老百姓服务，厘清政府的职权，政权建设这个问题已经提上日程，毛泽东作为政府主席，需要很好地去指导、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毛泽东先后做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调查重点就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

　　正是在1930年5月做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开始对调查研究实践做出比较系统的理论总结。在这篇5000字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反对本本主义》最初的名字是《调查工作》，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就在写完3个月后，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把这篇文章翻印成小册子，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传播。

　　1961年3月，毛泽东把《调查工作》分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内部传阅。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也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3年后，这篇文章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把标题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唯一新增加的就是这篇文章。

　　（据央视《朝闻天下》，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