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急剧转型的中国，基层治理如何实现多赢，如何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中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三治一体”的桐乡模式值得深读

基层治理，也是一种公共产品

　　王玉宝

　　“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对浙江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治理工作作出的重要评述。

　　如何做到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基层无疑是一个极佳的观察“标本”，更是一个着力的对象。这也是浙江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聚焦基层政权建设的要义所在。

　　然而，面对一个利益多元、观点多样的时代背景，基层治理的现实又是何等复杂。急剧转型的中国，基层治理如何实现多赢，如何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中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日前，记者来到桐乡，寻找法治、德治、自治“三治一体”的桐乡“答卷”。

　　要说基层治理的矛盾和难度，实行治理创新前的乌镇无疑是一个缩影。发展旅游，扩大了乌镇知名度，壮大了乌镇经济。但蜂拥而来的游客，也为乌镇带来了民宿经济的乱象。这就产生了一个基层治理的难题：对那些非法经营的黑旅馆，到底管还是不管？严抓狠打，涉事的老百姓不乐意，由此带来猫捉老鼠游戏，问题难以根绝；不管，安全隐患在那里，旅游投诉和纠纷在那里，如何向社会交代？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乌镇非法民宿的管理，成了一件令管理者头疼的难事，成了一个“多输”的局面。

　　怎么办？随着桐乡市以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为特色的社会治理改革的推行，这一困扰多方的老大难问题，赢得了另一种破解——成立乌镇人家行业协会，以政府为引导、法规为准绳、群众自治为平台，变由外而内压力式破解为由内而外自主性解决。

　　据介绍，自2013年9月成立乌镇人家行业协会以来，已有180户民宿纳入这一自治性组织。协会由入会会员家庭自主选举会长等管理人员，在政府帮助下制定行业标准。谁家加盖房屋了，谁家欺诈游客了，谁家违规经营了， 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同时，协会实行保证金制度。协会专职检查人员每日巡视经营户，被发现问题且不改正者，由协会进行扣减保证金惩罚，直至取消会员和经营资格。同时，政府则根据实际情况，为发展民宿的居民在申办营业执照、硬件设施方面提供帮助，并适当变通。如此一来，官民之间的矛盾没有了，乌镇民宿服务质量提升了，游客投诉少了，老百姓分享到旅游经济的红利，而管理部门的压力也大为减轻，治理效果却天壤之别。

　　正是在这样一个法治、德治、自治“三治一体”治理模式之下，近年来桐乡城乡涌现了一个又一个行业协会：崇福皮草协会、大麻镇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会、石门镇皮鞋行业协会......在各个街道、乡镇，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更是风生水起。这些群团组织，最大的特点，除了将法治贯彻到基层，道德涵养到百姓心田，更主要是充分发挥群众自主性，让群众获得参与感，在原来自上而下强制推进中，契入自治团体这一柔性“中介”，从而使一系列棘手问题变得不再棘手。诸如三村村的宅基地整治、高桥镇的榨菜污水整治、龙南路大修等一系列以往可能成为基层治理中难啃的硬骨头，都迎刃而解。

　　桐乡的“三治一体”模式，在当下中国转型期颇有启发性。平心而论，基层政府往往吃力不讨好。君不见，在一些事关公益的道路修建、环境整治问题上，即便管理者出于公益，但一旦落入现实，一些老百姓并不买账，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公民个体意识增强，利益多元化，观点多维度，这直接带来了基层治理的“时代难题”。特别是在一些敏感利益问题面前，沟通的缺失、信任的缺位，共同导致了一些“双输”局面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发挥群众自身的积极性，让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整个调研、决策、实施、检验过程，往往带来基层治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复杂的基层治理中，这种由政府帮扶搭建的自治平台，实际也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因为，在纯粹的市场条件或自发状态下，面对复杂的基层治理，群众很难迅速进入“自主”状态。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合发挥群众自治积极性的领域，由政府部门帮助搭建自治平台，提供规则和法律咨询，这本身也是一种公共管理的责任。而这对政府的基层治理思维，何尝不也是一种创新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