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丹超 县委报道组 肖靓

　　宽带的两头，一头连着自家地里的时兴蔬果，另一头接着物美价廉的现代工业品，农村电商仿佛在自然而然中繁衍生长。然而，是否所有的乡村都适用电商这条增收途径，村民的买难卖难需求该如何破解，面对电商巨头的诱惑该不该全盘接受？这些农村电商发展中的问题值得我们深究探索。

　　近日，记者来到在遂昌举办的全国农村电商现场会，希望从几场辩论中找到答案，辩论的选手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农村电商从业者代表。

　　电商富民的天然基因

　　几乎会场所有的人，都对陈娇这个姑娘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她长相多么出众，而是因为她身上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和爱贫嘴的表达方式。这个来自安徽省潜山县的80后创业者，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创业后，她回到家乡开了家网店开始卖自家的土鸡蛋、香瓜子。

　　“一个月后终于有人买了五斤瓜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邮费就要几十块钱。”第一单生意，陈娇显然是亏本赚了吆喝。很快，她每个月两三万元的网店销售额让邻里乡亲们坐不住了。现在的潜山县，光通过陈娇培训的网店学员就达200多人，当地特产瓜蒌籽在网络上常常供不应求。

　　这是一个电商富民的成功案例。然而，是不是所有的中国农村都适合电商这条道路？仔细分析已有“淘宝村”的特点，就能肯定地给出答案：不是。

　　潜山县属于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完好，这一点和我省的遂昌、临安相似。从农产品的特征来讲，绿水青山的自然环境无疑给土地上的食物上了第一道保险。遂昌县委书记杜兴林说过，遂昌农村电商崛起与一流生态环境，不是先有鸡或蛋之争，而是在生态革命、信息革命、互联网浪潮相互作用下应运而生。

　　从阿里研究院近期发布的“2014年中国电商百佳县榜单”中可以发现，浙江义乌、江苏常熟等地几乎都体现出当地特色产业集群的独特优势，属于线下贸易产业成熟后进入电商领域的正常反应；但浙江的安吉、缙云，和西藏林芝、吉林延边等地，靠着农特产品生态种养“上位”。

　　要知道，农产品几乎是农民唯一的可生产资料，而在农村电商发展已有的轨迹中可以发现，除了少数全国知名的农特产品和得天独厚的产品之外，对于一般的农村电商而言，面临一个最大的困扰是产品市场和客户群体之间的差异。

　　地方特色成为农村网店兴起的又一门槛。这道设定在农产品上行通道中的“关卡”，并非靠电商热情和信息系统普及可以跨越，因为在电商领域，消费者的忠诚度基本是很低的，除非是有特别差异化和特殊化的产品。农村电商赶街模式创始人潘东明说：“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和农村网民数量的攀升增加了农村电商消费市场的潜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从我们对遂昌农村电商的探索中发现，逐渐完善的‘遂昌模式’尽管可以复制，但对当地环境、政府和人才都有条件设定。”

　　以专业化服务为支撑

　　在遂昌应村乡，有一个区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两层楼的房子，底楼是给农产品保鲜用的冷库，二楼配备了LED实时监控体系和农药残留检测中心。冷库里放满了当地村民采摘的新鲜山桠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一种农产品都要先采下样品通过检测才能被收购，冷库保鲜是为了能在恰当的时机卖个好价钱，给村民二次返利。

　　“标准化和品牌化是农产品走上在线交易平台的不可避免的难题。”和去年同潘东明对话时一样，供应链管理是他始终坚持的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让农产品发生销售，并不是简单的买流量、建平台，销售背后的供应链管理最为关键，包括农产品的标准建立，包装与保鲜技术、溯源、品控、物流、监测等。”

　　如果说，服务中心给了遂昌农产品标准和品牌，那么赶街网点的入驻是让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实现互通的纽带。遂昌人大都对一个日子记忆深刻：2013年6月25日。这一天，王村口镇钟根村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正式开通，成为遂昌首个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一台电脑、一个29吋液晶屏、一张办公桌、一位服务人员，一万元左右的投入搞定的是物联网的最后一公里。

　　研究农村电商，基本上都绕不开物流这两个字。基础网络的普及，并不能改变农村物流环境和城市的巨大差异，加上农产品季节性强、不稳定性大的特点，物流对交通和仓储能力要求较高，这对原本就交通环境复杂的农村异常困难。吉林农业综合服务信息公司董事长赵明说，不仅要将优质农资、日用品引进到农村，更要将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卖出去，才能形成有进有出的良性流通模式。

　　一篮子鸡蛋放到赶街网点，很快会被挂到网上进行售卖；一台网上新买的电视机，几天后就被送到了村里的赶街网点。现在，这样的赶街网点在全国已有2000多个。另一个同样在农村物流上下功夫的是“村邮站”。中国邮政集团电商局局长陈明志介绍，邮政在全国拥有乡镇支局所4.7万处，其中70%分布在农村，村邮站的站点再遍布得广些，农村的现代生活模式就能散播得更远些。

　　在农村建电子商务服务站，不是几台电脑的经费投入，而是解决网货买难卖难的问题。“我一直坚持认定农村电商必须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在农村培养的不是产供销一体的电商‘超人’。通过集中专业化服务模式，可以实现产、供、销分离，让各领域专注各自核心能力。科学分工，把锄头、鼠标交给最专业的人去执行，这样的效果才会最大限度兑现。”潘东明说。

　　提高电商平台的“粘性”

　　遂昌北界镇的淤弓村，相隔不足百米的两地，一个叫赶街服务网点，另一个叫嘉言民生便民服务中心。两个村级服务站的共同功能是帮助淤弓村村民网上买卖东西。一个村子两个电商服务站点，初衷必定是电商资源的最大挖掘，但一不小心就会让当地村民无所适从。

　　面对日益饱和的一二线城市，电商发展不管是从用户扩张还是品类扩张来看，农村定是一位潜力无穷的“青涩少年”。“我们的千县万村计划，未来3到5年投入100亿元，在全国1000个县、1万个村开展农村电子商务。”会场里，阿里农村电商事业部总经理孙利军的声音很高亢。

　　电商进入乡村时代的一大表象是，互联网巨头们终于在刷墙中刷出了大数据。本地化电商服务商风起，阿里、京东、苏宁等电商巨头也在农村争着“跑马圈地”。此时的矛盾点在于，地方政府该选谁？怎么选？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较2013年底提升2.1个百分点。这份数据表明，我国整体网民规模增速放缓，未来增速将逐渐接近自然增长，预示着过去那套仗着大把低价流量低成本获取大量新增用户的可行性，几乎为零。

　　新的电商发展引擎就这样切换到农村。去年12 月，阿里巴巴首个农村电商试点落户浙江桐庐，并尝试吸引大学生村官、返乡大学生群体在农村电商领域创业；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京东开启农村服务店和县级服务中心，物流配送范围覆盖5000个村庄。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金融、物流网络等曾经的不可能都将惠及农村。但这支“潜力股”，想真正吃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渠道要下沉，乡村平台才更具粘性。村民从互联网上已经能购买到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单纯依靠品类扩张无法维持高速增长，加上支付和金融环节需要获取农民的足够信任。这些是本地电商平台的优势，对于渠道慢下沉的外来电商巨头而言，是一个较难逾越的鸿沟。

　　因此，地方政府在考虑选择合作平台的时候，考虑有粘性的服务体系建设至关重要。“遂昌模式”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是一款基于政府和市场共建的“服务驱动型的县域电商发展模式”。互联网应用在农村需要主动推进，而最终落脚点在于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