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在浙江大地上，一个最瞩目的新气象，就是全省26个所谓的“欠发达县”，齐齐摘去了这顶戴了多少年的帽子。

　　“欠发达县”是沿用很久的官方说法，要是追溯起来，这还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一定时期，诸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都会列明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清单”。但这也是动态变化的，而衡量的主要依据，便是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欠发达县”就是全省所有的县当中、好比一大家子兄弟当中比较穷困的那几个。正因为日子过得艰难，所以当老爸的要多维护着点、多补贴着点。或许因为有这个额外关照的好处，据说“全国欠发达县”的帽子还有相当可观的含金量，居然也成了各地“跑步前进（钱进）”的一个主攻目标。浙江省早就“消灭”了“全国欠发达县”，现有的26顶帽子，是省里为了支持山区县的加快发展自己“派发”的“地方粮票”，补贴的钱也都是从省财政的钱袋里掏的。

　　“摘帽”意味着什么？最直接的当然是26县的发展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但够不上国家统一的“欠发达县”标准了，而且在事实上，“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部分县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等方面甚至已赶超中西部省区地级市的水平”。既然已是“中等发达”了，还老戴着那顶可怜巴巴的“欠发达”帽子，不是名不副实嘛——摘去也是应然之事。

　　那“摘帽”影不影响从省里拿到的补助呢？一个子儿也没少，今后还要“多拿”。这就奇了怪了，那“没少”是为啥？“多拿”又凭啥？既然如此，省里又何必多此一举？

　　“摘帽”到底意味着什么？显然还有其他的深意。在我来看，这主要是根据26县的主体功能定位，进一步明晰其在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之路，把大家工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由“人均GDP”的同步小康，转变到全省范围内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步小康上来。

　　2020年，全国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我省作为沿海相对比较发达的省份，早在2012年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就已宣布“基本实现了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目标。”但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很多同志还经常纠结于“同步小康”问题。他们觉得自己是因为全省的平均数“被小康”的，并非货真价实的小康。他们要求和沿海、平原地区一样，要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直到人均GDP水平“够格”。

　　这种进取精神是很可贵的，但不一定就科学，尤其是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以后，更需要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扬弃。为什么党中央在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提出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构想？为什么又在十七大和十八大上一再强调“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进一步重申“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全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未来空间很不一样，如果都整齐划一地按照一个模式、一个路子去搞开发建设，很有可能将会出现“市市点火、县县冒烟”、“赤地千里、焦土一片”的被动局面。到那个时候，可能人均GDP都高涨了，但从此也“国将不国”，甚至“人将不人”了！这些年来，我国生态环境出现的大量触目惊心的污染和破坏，证明了党中央的深谋远虑绝非空穴来风，也绝不是无的放矢。

　　早在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还在浙江工作时，就超前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他还亲力亲为地推动了浙江省“生态省”的建设。他倡导的包括“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在内的八八战略，为浙江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今天仍是指引我省各项工作的总纲。

　　当全国已经进入新常态下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浙江在推进“两富”现代化和“两美”新浙江建设的进程中，下决心跳出传统的发展路子，按主体功能区战略思维，为一批主体功能定位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经济区的县（个别虽不是，也大都为农产品主产区），重新安排一整套的扶持政策，是完全正确、非常及时的。

　　这套政策的主要导向是两个方面：一是推动26县走好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因为你特定的地形地貌、资源条件，你就要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善于将丰富的生态资源，通过大力发展包括生态农业、旅游业和人居业在内的生态经济，转化为雄厚的生态资本，在为全省提供生态屏障的同时，也为当地百姓带来实惠，带来福祉。

　　二是加大对26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力度，使其人均财政支出和城乡居民收入也能达到全省的平均水平。他们为全省的生态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理应得到全省对他们“机会成本”的补偿。为什么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从一开始就要求配套相应的财政等政策呢？就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再好的理念也要靠“实打实”的利益调整去落实。

　　一条是发展生态经济，一条是落实财政扶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6县的全面小康不但会同步实现，26县的现代化也必将与全省同步实现！

　　（作者为浙商智库专家、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