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翔

　　浙江作家从未忘记浙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他们以更冷静、理性的眼光，对历史、现实作出更深刻而独到的思考和领悟，在艺术上显示出更强的个性和丰富性。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到了新世纪，随着商业资本的大规模涌入，不少作家开始涉足或转向影视剧创作；很多大型文学网站也以巨大的金钱红利吸引了大批网络写手，从事网络类型文学的创作。在“谍谍不休”的影视剧和铺天盖地的网络类型文学的遮蔽下，纯文学创作似乎进一步被边缘化了。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才意识到，纯文学其实从未因被边缘化而停止前进的脚步，而且它始终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浙江文坛，情况也类似。虽然近几年，浙江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网络类型文学的“大神”级作家，但真正代表浙江当下文学最高成就的，无疑仍是纯文学的创作。浙江的纯文学作家从未忘记浙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文学的边缘化并未让他们丧失创作动力和活力，反倒让大部分作家因这边缘化的处境而显得更加沉稳，从而也能以更加冷静、理性的眼光，对历史、现实作出更为深刻而独到的思考和领悟，在艺术上显示出更强的个性和丰富性。

　　本文将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类型文学三块，对浙江近几年的小说创作情况略加梳理和评述。

　　长篇小说创作：

　　体现浙江文学的精神传统

　　相对而言，长篇小说比中短篇小说与市场的关系要来得密切一点，但从浙江近几年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上来看，作家们很少受市场利益的诱惑，基本上都能坚守纯文学的立场，在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关照中，表现他们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以及他们对理想人生、完美人性的追求。

　　历史题材在近几年浙江的长篇小说中占了半壁江山。书写历史当然不只是为了打捞一段记忆，而是为了通过对历史的再现和反思，为当下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食粮，寻找更加“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年逾八旬的老作家叶宗轼300多万字的系列长篇“卸了妆的历史”，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一个舟山之子对这个海岛上七八十年历史的记忆和生命的领悟；同样年逾八旬的温州作家渠川的《官痛》，表现的是清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各阶层的救亡活动和让人感动的爱国情怀；赵柏田的《赫德的情人》、艾伟的《风和日丽》、海飞的《向延安》、《回家》、顾艳的《辛亥风云》、马炜的《绕指柔》、张廷竹的《征衣》、王英《我与父亲的战争》等等，都无不在对历史的回望和反思中，表现出作家的历史关照和现实关怀。

　　近几年，不断有研究者指出，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理想表现和作家的理想情怀正在走向枯竭，但近几年浙江的长篇小说却仍不缺乏坚守理想主义情怀的佳作。东苏的《狼塔》、许仙的《关于我美丽母亲的一切》、冬筱的《流放七月》等作品中展现出对优美、健康人性和理想的追求和坚守，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尤显珍贵。

　　近几年浙江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内涵丰富、风格多样，它们在对社会、人生和人性的多方面开掘上，各有侧重，各有擅长，但它们在坚持作家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方面，却又是一致的，体现了浙江文学的精神传统。余华的《第七天》虽然各界评价褒贬不一，但其小说骨子里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依然明显；王手的《温州小店生意经》是通过“我”的生意经，展示当下社会人性的纷繁芜杂和时代的风云变幻；艾伟的《盛夏》是通过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重疑难和矛盾的描述，去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态的复杂性·······

　　中短篇小说创作：

　　关注现实中人的精神层面

　　在中短篇小说方面，近几年浙江作家的创作同样有不俗的表现。“作家们在坚持自己的思考和批判眼光的同时，以小说题材的丰富性、叙事风格的多样化、回视历史的深度以及切入角度的多样表达各自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他们孜孜探究浙江在发展进程中的价值观，探求现代浙江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并在现实批判、历史反思和人性关怀等方面，表现了文学对于社会、人生的责任。

　　相对于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更加关注现实。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市成为人们追求欲望和理想的场所，所以城市题材小说的比重已经超过了乡土小说。反映城市现代生活的凌乱、肮脏和底层市民的妥协与无奈，揭露城市生存法则的残酷和不义，是浙江中短篇小说一个比较普遍的主题。张廷竹的《城市的河》讲述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如何被城市的生存法则所窒息，甚至迷失了自己的故事；俞梁波的《妥协者》讲述的是一个被生活的各种压力逼迫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年妇女凌乱而无奈的生活；张忌的《船》写的是当前社会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此外还有许仙的《第十三只保笼》、斯继东的《你为何心虚》、哲贵的《跑路》、杨邪的《楝树墩》、陈集益的《代孕》，揭示了社会潜规则、善恶现状等。

　　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黄咏梅的《达人》写的是一个下岗职工，抱着乐观的生活信念，把艰苦的生活乐呵地过。海飞的《老子的地盘》写一个懦弱却有着善良、朴实、慈爱等品性的主人公用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地盘，正面赞颂美好的人性。海外题材方面，陈河的《猹》表现的不单是一个现代社会中人如何与动物、与大自然相处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人们要学会如何尊重不同的文化和换位思考的问题；阿航的《夜行者》、《米兰的日子》写的是偷渡出国的华人在海外艰辛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与陈河同题材的小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有描写乡村的愚昧、落后、凋敝，揭示国民的劣根性的，也有描写乡村的宁静和优美的人性的，但是随着城市文化对乡村的入侵，新世纪浙江的乡土小说开始出现了类似城市文学的主题。比如陈集益的《吴村野人》等小说中所着力描述的乡村的“荒诞”，就是之前的乡土文学中少见的。胡树彬的《抬龙杠》、东君的《出尘记》，表达了对当前社会风气的忧虑，以及跨越红尘俗世的超越性思想等。

　　在新世纪日常化叙事的潮流中，历史题材的小说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反思历史，关注硝烟战火中的人性和日常情感。畀愚的《叛逆者》、方格子的《凋殇》和海飞的《往事纷至沓来》以及艾伟的《小说两题：蝙蝠倒挂着睡觉 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均是这样的主题。

　　浙江近几年的中短篇小说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比较注重对人性和人的精神层面的关注。物质的富足并未带来精神的富足，反而带来了更多精神的焦躁和迷茫，这一现象已被不少浙江作家所聚焦。钟求是的小说在这方面有持续关注；东君的《我能和你谈谈吗》、《在肉上》表现了不同生命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异化问题；哲贵的信河街系列，真正关心的也是信河街人（中国人）物质富足之后的精神危机。黄咏梅的《小姨》表现的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新世纪的消失。

　　类型文学创作：

　　市场角逐中追求艺术质量

　　类型文学作家群眼前在浙江有着一张豪华名单：沧月、南派三叔、流潋紫、曹三公子、燕垒生、汪宛夫、李异、陆琪、暗地妖娆、烽火戏诸侯、蒋嘉骅、羽井缺一……此外，不少评论者还把麦家看作是当今类型文学与纯文学修养良好结合的代表人物。如果这样来概括浙江类型文学的高度的话，在全国，浙江无疑是数一数二的重镇。但是，这些类型文学作品，似乎不能用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这样的纯文学标准去衡量，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与市场密切挂钩，追求大众化、娱乐化的文学样式，尤其是网络类型文学，本身就是依附于文学网站生存，要求它像纯文学那样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几乎是不可能的。网络技术虽然带来了类型文学的蓬勃发展，但也给类型文学带来了一些几乎无法摆脱的问题，这些问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过分强调市场效益使作家无法保证作品的艺术质量。类型文学的读者预设，快餐式消费，迫使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只能降低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质量。暗地妖娆是浙江类型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新秀，擅长多种类型小说的创作。她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生计问题迫使她目前只能从事类型文学和影视剧创作，而且常常要按照甲方的低俗要求来创作，这明显限制了她的个性和才能的发挥。

　　浙江近几年小说创作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但篇幅所限，不能尽述。随着一大批青年作家的崛起，浙江文学的整体实力已重回国内前列。正如陈建新所说：“作家们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敏感、对国计民生的人文关怀以及启迪民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文学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对历史的回望、对现实的批评还是对精神世界的探寻，都体现了作家们以‘人’为本的创作立场。”正因为这种保持，浙江的纯文学创作才能抵抗住市场的诱惑，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浙江类型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可喜的，但在如何处理好文学和市场、文学与娱乐的关系，如何促进类型文学长期健康发展方面，仍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