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首献

　　和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门类相比，报告文学更为落寂。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红遍全国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所以说，现在依然能够远离喧哗与骚动，在报告文学的领地上默默坚守，仔细耕耘的人十有八九是出于对报告文学的真爱。

　　用脚写出来的文学

　　从本质上说，报告文学就是现实生活的映像，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它总是要将自己的触角深深地探入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把摸社会脉搏，弘扬时代旋律，记录历史发展，书写大众期盼，以人民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为己任，对人民大众负责，讴歌他们敬仰的精神，鞭挞他们唾弃的丑恶，和他们同呼吸、共惆怅、齐愤慨。

　　报告文学的这种特性决定着它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门类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对生活的要求来说，报告文学要求的就是“是生活”，而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门类要求的则是“像生活”。我们经常讲报告文学有“三重门”，这其中的第一重门就应该是生活之门，唯有先进入它，然后才会登堂入室，有第二重门（文学之门）、第三重门（思想之门）。

　　正是因为报告文学要求的是“是生活”，所以，过去有人戏称报告文学是用脚写出来的，这句话既切中肯綮，也说出了报告文学作者的辛酸。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定要有好的脚力，这种脚力、这种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报告文学的行走精神。实际上，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在这种精神上是绝对不会含糊的。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为写作《小木屋》，曾三度进藏，最后一次竟然将近古稀之年；张正隆为了写作他的《雪白血红》，住5元钱的店，吃方便面，出门坐驴车，历时一年，先后寻访了上百个战争的亲历者，单笔记就做了100多万字。这种不见生活不死心的行走精神在我省的报告文学作家中也不鲜见。袁亚平为写作《行走天下——浙商新形态》，踏破铁鞋，几乎走遍亚、非、欧三洲；朱晓军为写《高地》，历时八年，将大半个浙江翻了个遍，和打工仔、流浪汉、拾荒者、水果贩子、渔民各色人等交心交肺，在材料上做足了功夫；张国云写作《致青藏——我的藏区生活》，在雪域高原扎根三年，后又几次进藏，阅遍藏南藏北，横穿人迹罕至的无人区，身陷危机四伏的沼泽地，甚至遭受过狼群的围攻；孙侃写作《吴斌：中国最美司机》时，膝盖骨碎裂修补手术刚刚做完，拖着一双病腿四处采访；冯颖平采写《美丽乡村》，进村就像回娘家，和采访对象同吃同住，情如手足；陆原写作《情涌青川——浙江援建纪实》，用脚步丈量过汶川大地震灾区的各个角落……可以说，没有这种行走精神，不愿意付出脚力，也就不可能有报告文学的生活温度，更不可能有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出炉。

　　先报告再文学？

　　在不少人的理解中，报告文学，报告在前，文学在后，当以报告为主，文学不过点缀而已。实际上，这种看法本末倒置，喧宾夺主，背离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质。

　　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报告做得再好，再细致，如果不在文学上苦心经营，最终必然会功亏一篑。当前就有一部分报告文学作者，一头扎进生活里，把材料工作做得无懈可击，但叙事技巧、审美创新、谋篇布局、结构匠心、艺术感染、文辞表现等这些决定着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要素，却罕见得可怜。这样的作品，实则不过材料汇编。这值得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家警惕。

　　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史上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佳作往往都是视文学性为自己的生命，也都在文学性上殚精竭虑，煞费心机。如《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地质之光》、《扬眉剑出鞘》、《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它们都在传递时代讯息的同时致力于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建构，闪耀着报告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我省的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这种坚守报告文学文学性的作家也不少，例如，袁亚平的报告文学创作一直致力于将散文的结构和语言、诗歌的抒情和跳跃、小说的情节和叙事、哲学的反思与说理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这使他的作品文字疏密有致，充满着浓墨淡写、意境悠远的艺术格调。朱晓军的作品长于叙事，笔触犀利，文字生动、精准、有质感又多神来之语。张国云的作品情真意切，秉笔直书，含义隽永，洗尽铅华；孙侃的作品文笔精炼，细节生动，感染力强；浦子的文字透明，掷地有声，叙述灵动，善用短句，多有诗的情趣和韵味等等。正是有这些孜孜以求报告文学的文学生命的作家和作品的存在，报告文学的领地上才会五彩斑斓，摇曳多姿，充满着诱人的艺术魅力，报告文学也才会在审美的王国中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

　　报告文学的高度

　　如前所述，报告文学有三重门，除了生活之门、文学之门外，这第三重就是它的思想之门。报告文学的这第三重门需要引起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视。报告文学既要向下，要接地气，要落地生根，它还得向上，要发芽开花，攀升到思想的高度。

　　思想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在坚持文学性的前提下，思想的高度就是报告文学的高度。所以，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背后总是会有一种深邃的思想力在游走。这样的作品在我省也不在少数，很多报告文学在平实的文字背后透射出一种摄人心魄的逻辑征服力量，火热的激情之中跳荡着冷静、深沉、厚重的思想魅力。

　　然而，好的作品总是稀缺。毫不客气地说，当下的报告文学领域鱼龙混杂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品也时有所见，这些作品打着报告文学的旗号却做着向金钱顿首、为贪腐遮羞的工作，这种贴金作品、马屁艺术铜臭气十足，以涂脂抹粉、指鹿为马为能事，颠倒黑白，价值偏移，良知泯灭，既玷污了报告文学的尊严，损害了报告文学的名声，也违背了报告文学的内在精神。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有着极为清醒的责任意识和庄严的使命感，他可以去热情地拥抱时代，但绝对不能去毫无原则地迎合时代，甘做生活的奴婢。市场经济时代，诱惑日多，报告文学作家面对着比他们的前辈要远为复杂的利益的抉择，如果不坚守自己的良知，不固执自己的底线，那么，他们势必将亲手葬送报告文学的明天。

　　就全国来看，浙江不是一个报告文学的大省，但却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报告文学的强省，这样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们有一个欣慰人心的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例如老一辈的作家黄亚洲、汪浙成、童禅福、卢曙火、杨达寿、徐忠友、赵征、张益、钱国丹、汪卫兴等，中坚力量的作家王旭烽、袁亚平、袁敏、朱晓军、苏沧桑、张国云、孙侃、浦子、陈富强、陈博君、陆原、夏真、王毅、徐朱琴、冯颖平、天涯、王手、顾志坤、王向阳、许彤、章倩如、施建平、应小虎、黄立轩等，年轻新锐鲁晓敏、戴巧珍、裘冬梅、翁晴为等，这些作者长期以来坚持自己的报告文学梦想，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生命和生活之中，创作了一系列叙事宏大，格调高雅，让人感动的时代乐章，为浙江精神的诠释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彰显了我省报告文学作家的文学良知和社会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