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本不该有任何时间、地点、对象的例外，这也正是医生职业的神圣高尚之处。如果治病救人还要挑对象、人道主义还要讲条件，那么这将是医疗界乃至全社会的悲哀。

救死扶伤不该有例外

　　一位六旬老人，晕倒在医院缴费大厅，9分钟之内，11位医护人员路过，7位无动于衷，不到2分钟的胸外按压抢救，最后老人躺地1个多小时，才被担架抬走。这起令人心寒的事件，于上个月19日发生在湖南祁东县人民医院，王伟云老人最终不治逝世。

　　在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老人倒地之后，来来往往数位医护工作者，视若无睹，置之不理，任其躺在冰冷的地上，即便是抢救，也很难称竭尽全力，甚至还有医生在一旁笑谈。如果将这起事故简单归为抢救应急机制落后，恐怕太过敷衍，对生命的漠视、责任感的淡薄，已经到了令人愤怒的程度。医术可以有高低之分，医德不该有好坏差别，这或是一起个案，却敲响医疗界职业伦理的警钟。

　　与此事看似不相干的，还有两条发生在八月底的新闻，一则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骨科主任马瑞雪宣称：“将不再为‘医闹’女子的孩子提供继续治疗”；另一则是湖南岳阳市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易峰发出倡议，呼吁全市急诊医生将3名伤医凶手拉入黑名单， 拒绝为之提供任何医疗服务。

　　如果说祁东县人民医院那些“打酱油”的医生，见死不救，缺乏仁心，冷漠失职，该受到“无条件”的谴责，那么上海、湖南等地医生为了受伤害的同仁，发出拒诊声明，是不是应当得到“有条件”的同情？事实上，细细思量开去，漠视患者生命与报复性拒诊之间，大概只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差别罢了。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本不该有任何时间、地点、对象的例外，这也正是医生职业的神圣高尚之处。如果治病救人还要挑对象、人道主义还要讲条件，那么这将是医疗界乃至全社会的悲哀。

　　当然，由此一味地指责医生，确实有失公允。医患关系走到今日局面，矛盾一触即发，甚至发展出专业“医闹”，医生与病人，各有各的委屈，这个结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开。然而，不能因为难解就“放弃治疗”，甚至破罐子破摔，助其走向恶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多地医生的拒诊声明，应当获得理解，但对于化解医患矛盾而言，这条路不可取，有害无益。尽管个别无理取闹的患者及家属、恶意伤医的医闹，伤透了医生的心，但别人犯错不能成为我们犯错的理由，如果就此选择推责，不仅愧对医生的职业操守与良心，更会让矛盾冰冻，让冷漠蔓延。如此下去，假以时日，王伟云老人的悲剧恐将成为普遍。

　　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而坏制度则会让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医患矛盾难解之结，声声呼唤着医生与病人之间沟通、调解、维权制度的亟待建立，呼唤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很多时候，矛盾的结点往往在于双方对诊疗过程及结果在理解上的分歧、期望值的反差，这并非不可解决。当然，继续深挖下去，问题的根源会归结到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卫生法制不健全、医疗成本居高、权利保障不足等，这些都需要在推进改革中一步步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当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坚持，更应多一些努力。

　　黑暗无法驱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仇恨无法化解仇恨，只有爱可以。爱心，是医生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内生原动力，是生命的希望与寄托所在，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轻易抛弃它、否定它。医生与病人都需要用爱来呵护，用心去理解，希望在当前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医患之间能够相互体谅、相互关爱，彼此扶持走出这片泥泞，迎来和谐温暖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