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到了智能手机唱主角、微信朋友圈正当红的年代，我依旧无比怀念十多年前，那些坐在寝室下铺的硬板床上给父母写信的夜晚。也直到这时我才被提醒，那一封封由我亲自书写、并经过邮政系统传递给父母的信件，还有个文雅、端正的名字叫做“家书”。

　　《文心雕龙·书记》中曾记载：“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由此可见，有据可考的书信往来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此后，在一段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书信成为分隔两地的亲人、朋友及恋人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其中，那些出自文化名人之手、又饱含父子或夫妇情谊的古老家书又格外富于生命力。从诸葛亮的《诫子书》、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到林觉民的《与妻书》、《傅雷家书》等等，早已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化经典，深植于国人的记忆之中。

　　我的第一封家书，始于大学一年级将要结束的时候。十八九岁的年纪，都说“年少不识愁滋味”，而现实却是，因为父亲被查出罹患癌症，我几乎终日恐惧，不知死亡会何时光临我们平凡而温暖的三口之家。照顾父亲的重担，全由母亲一人承担。远在异地读书的我帮不上忙，也不知如何表达关心，无意间便想到了写信。

　　座机电话在当时已非常普及，而手机和电脑也逐渐流行。只是，在那样一段敏感而脆弱的日子里，手持着一只能把声音实时传递的电话听筒，总是无法及时找到恰当的言语，从而引发电话两端的长久沉默。而手机短信又过于简洁随意，一条70个汉字的限制，即便拼凑成连续五条长信息，亦难以承载那心中对于至亲的牵挂。

　　于是，在一个静谧的初夏夜晚，当室友们先后入睡、发出轻微的鼻息之时，我躲进自己那张由一道简易床帘围起的小床，靠着墙壁，曲着双腿，拿一本厚重的英语辞典垫纸，就着台灯的橘黄色光线，开始撰写家书。

　　写信的笔，是我精心挑选的、事先已经注满黑色碳素墨水的一管铱金钢笔。圆珠笔或者中性水笔固然方便，但笔尖过于圆滑，书写时不易掌控。而笔尖略为粗钝的钢笔，能够在与纸张的磨擦中生成笔画的棱角与锋芒，字体亦别有一番风骨。

　　用来书写的纸张也颇有讲究。高考时以全校文科第一的分数被武汉大学新闻系录取，这曾是我所做过的、最让父母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因此，我没有选择印有可爱卡通图案的花哨信纸，更不屑于撕掉笔记本中的几页空白纸张随便去写，而是专门到宿舍楼下的小卖部，购买了一叠印有“国立武汉大学”字样的专用信笺纸。

　　我一直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精心营造的仪式感中，家书的神圣与独特才得以突显。

　　当墨迹在纸间晕开，当墨香从笔端蔓延，我在不知不觉中写了大概四五页信纸的内容，却大有环顾左右而言他的用意。前面的内容不外乎是最近读了哪些书，跟同学去哪里逛街吃饭，又或者立志减肥却又屡屡失败一类的琐事，充满了女大学生的各种趣味，只希望借此让他们看到一个依旧开朗的女儿，没有因生活的变故而有所改变。唯有信件末尾，那段看似不经意间询问家中近况及父亲病情的文字，才是心中最急切想要获知、却又最不情愿去面对的事情。

　　那份怯生生的心态，总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宋之问的千古名诗《渡汉江》。所谓“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诗人因贬居岭外，家书中断，得不到家人的音讯，故而当他从岭外渡过汉江，越接近故土便越害怕心中的不祥之感会从某位熟人的口中得到应验。而我的“情怯”，一是害怕自己的关切之情太过直白、给父母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二是害怕会从母亲的回信中获知关于父亲病情的任何不好的信息，因此字里行间格外小心翼翼，惟恐透露太多的忧虑与惶恐。

　　只不过，让宋之问绝对意想不到的是，跨越千年以后的世界，别说“岭外”，即便是国外，日新月异的通信手段都能让他及时获得家人的音讯，而家书反倒越来越缺少用武之地。上世纪90年代初，歌手李春波的《一封家书》风靡一时，特别是歌曲最后反复吟唱的“此致敬礼”四字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而到了200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一众明星唱响的《打个电话》，用“出门在外让人牵挂，来个电话报个平安”，代替了“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仿佛以一种集体娱乐的方式宣告了家书的没落。

　　回想自己，大学期间写给父母的家书总共大概有十来封的样子，虽然不成章法，也没有坚持太久，但毕竟还算是留下了些许时间的印记。大学毕业后，父亲病逝，我又忙于工作，再也找不回当年在夜深人静时撰写家书的心境。若干年后的某一天，当我和母亲在老家的住所整理书柜时，只见她得意洋洋地拿出许多张边缘已经破损不堪的信纸，让我来看当年写给他们的那些家书，我方才见识到它们那凝固时间的神奇魔力。

　　即使上面的字迹与如今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即便其中所提到的人与事已离我们远去，但所幸有了它们的存在，得以让当时的那个自己与那些往事不再如同云烟。而家书的魅力，正如德国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提出的那样，因为它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便带上了自身特有的“光晕”，显示出具有生命意义的“独特的时空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