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利娜

　　2012年冬天，我接到了一位前辈的电话，她问我：愿不愿意写一部关于培智学校老师的作品。

　　接到电话，我首先想到的是智障孩子，我的童年经历对他们并不陌生，小学的同桌就是一位智障男孩，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下课后跑到镜子前，对着里面的那个自己笑，瞪大眼睛笑，挤扁了鼻子贴着镜面笑，歪着脑袋笑。

　　一面镜子给了他持续的友谊和关怀。

　　在学校里，他得到的嘲笑比微笑多。他成为我同桌的原因是老师希望作为优等生的我能一边自己上课一边给他补课。我确实充当过小老师的角色，也加入过各种捉弄他的游戏。小学毕业后，我去了其他地方求学，从此多年未见。二十年后，我受他母亲邀请参加他的婚礼，站在他身旁的新娘是一个端庄的异乡女孩，智力正常。远远地，新郎看见了我，隔着人群大声喊我的名字。

　　他一下子认出了我。

　　我和他共同度过的童年往事纷至沓来，婴儿时因注射青霉素过量引起脑病，从此坠入另一种生存境遇，成年后的他似乎很幸运，虽忍受着一惯的嘲笑和捉弄，但在工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并有了爱人和婚姻。更多的智障青年没法像他一样幸运，他们终其一生无法成家，也无法立业。

　　搁下电话不久，我就做了决定，非虚构写作一定是对虚构写作的良好准备，而写作也一定是站在鸡蛋这边的。不久后我就开始了采访，地点是宁波一所特殊学校——达敏学校。我用近半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与一些患有自闭症、唐氏综合征和脑瘫的孩子相处，认识他们的老师和父母，聆听他们的命运故事，并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

　　这是出乎我想象却真实经历的事件——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教师抱着一个患癫痫的一年级孩子睡午觉，学位校长刘佳芬给一个全身覆盖疤痕、大便失禁的孩子洗身子，一位老教师每当雨天都受腰疼折磨，那是她有一次为了不让发癫痫的孩子后脑着地，用身体阻挡留下的后遗症。有一次，当我路过一个班级时，看见一位老师被一个突发脾气的孩子掐着脖子，那个年轻的女孩却示意我和孩子不要靠近，让那个愤怒的孩子自己发泄完后逐渐平息，以免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

　　很多父母和老师流着眼泪，谈起他们与孩子的往事。在一个个悲喜交集的故事里行走的生命，有父母双亡先天智障的孤儿、一生都无法学会表达情感和自我意志的自闭症孩子、突发脑疾的轻度智障女孩、住在养老院里多年并将与老人们共度余生的脑瘫少女，也有临终把孩子托付给老师的父亲、无法忍受长期现实困境而自杀的母亲、为孩子的病陀螺般奔走耗尽家财的家庭、把捡来的智障女婴视如己出养育成人的养父母……绝望像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雪不期而至，刹那间整个家庭如被冰雪，命若琴弦。一个母亲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

　　“我死的那一刻，都闭不上眼。我死了，我的乐乐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她怎么办？”

　　不止一个母亲对我说：“我希望孩子死在我们俩前面，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不是不幸，而是幸福。”

　　但在与苦难和挫折的反复较量之中，他们都似乎从未放弃。老师、父母在寻找医药和教育的可能，孩子们也在阳光下，享受着残缺的生命带给他们的有限的乐趣。

　　这是爱与生命安静而强大的绽放。一年来，我谢绝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在一间朝北的书房里，用一支笔记录下这些故事，试图用他们的欢笑作线，用他们的眼泪作珍珠，串成一条项链。

　　我不知道这条项链，能不能戴在新时代的脖颈上。世界上约10%的人口是残疾人，共计六亿五千万。在全世界一亿的智障人群中，中国占了一千三百万，比古巴整个国家人口多两百万，是新西兰全国人口的三倍。差不多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人在智力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全国有一千七百多所特殊教育学校，每一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其特有的方式折射着时代，也散发着人性中的芬芳。

　　但这些芬芳，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我想，上帝在第七天造出人类时，一定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第八天，就在这一天，他不小心有了疏忽，或者是他故意搞了一个恶作剧，造出了残疾的不完美的人类。然后，他拍拍屁股走人，却把这个巨大的难题抛向了本来就不平静不平坦不完美的大地。

　　有一些大地上的先行者，开始思考并担负起这个责任。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直面和相遇，残缺这个命题，让我们明白，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残疾人，当我们年老时，我们的身体将逐渐失去曾拥有的功能，坠入视力衰退、耳聋、老年痴呆或者腿脚不灵便的种种结局。所以，关心残疾人，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我希望能通过《一个都不放弃》的写作，吸引对智障群体现实命运和未来走向更多的关注，也能描摹出在残酷现实面前老师们身上流淌的无垠的母性和家庭不懈的努力。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智障孩子和普通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学得慢一点。

　　到作品完成时，我觉得自己已然和作品主人公刘佳芬和她的同伴们融为一体。我几乎是借着她们的思考来寻找疗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