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京漂族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改变“同城不同权”的现状，这是各领域制定政策应有的大局观。如果只看到人多，简单粗暴地将外地人扫除出去，那么被扫出去的恐怕还有城市化未来的繁荣。从这个角度来看，“五证”入学高门槛，造就出外地人入学难问题，不仅有失公平，更难谈进步。

“五证”门槛背后的

公平之辩

　　俗话说，老百姓生活有“三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不过，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对这“三难”的体会恐怕尤甚。最近，许多“幼升小”非京籍子女的家长们被折腾得够呛，一切只因那看似简单的“五证”要求。

　　今年，北京市首次在小学入学中启用了信息采集平台，信息审核空前严格，并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入学提出了“五证”齐全的要求。所谓“五证”，即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

　　这五份证明听起来并不夸张，但一张张办下来，却犹如过五关斩六将。人民网曾图解了一份“京漂子女‘幼升小’攻略指南”，其中细细剖析了五证背后的证中证，大大小小核算下来，共有15证之多。这还不算完，还得留心所属区的各种“特色规定”，比如朝阳区要求提交最近三个月在京社会保险证明，丰台、通州等区要求父母双方在本区县就业和居住。如不能符合这些“特色规定”，之前做的一切都将成为无用功。最终，那些被拦在校门外的孩子只有一条路可走：回老家上学。

　　京漂族的辛酸，众人皆知。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找到工作，扎下根来，结婚生娃，以为终于可以融入这个特大城市，谁知如今一家人却被“幼升小”难住了，心力交瘁跑证明：孩子爹妈两人的社保缴纳不满三个月，不行！两人工作地和居住地不在一个区，不行！若一方符合条件，还有一招可用：突击离婚；若双方都不符合条件，那么只能面临要么举家返乡、要么两地分居的痛苦抉择，毕竟孩子念书是家庭的头等大事。当一项政策逼迫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它还是不是一项好政策，值得怀疑。

　　目前，北京大部分区县的非京籍适龄儿童入学现场审核工作已经结束，但对这场“史上最严最难”非京籍入学的讨论仍在发酵：“五证”外加各区自主规定的入学高门槛，究竟在限制谁？是否体现了公平公正？

　　先看一组数据。泱泱帝都，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常住人口2114.8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38%，有802.7万人； 今年参加小学入学信息采集的孩子超过16万，其中非京籍约占三分之一；全市小学有1093所，民办小学61所。

　　将那些不近人情的规定、近乎严苛的审核，放到整个城市的大背景下来观察，似乎不难理解。人口逐年膨胀，资源愈发紧张，矛盾难以调和，公平实为难题，僧多粥少的现状，让人不免体谅这座城市管理者的不易。

　　但是不是非京籍孩子上学只能这么难？现实是，在公办学校被踏破门槛的同时，一些专门招收打工人员子女的民办小学却遇冷，只因许多打工者无法凑齐“五证”。教育资源短缺与分配不均的问题当解决，但人为设定高门槛，让外来工子女和对口民办小学隔“证”相望，导致部分教育资源空置，一批适龄儿童失学，这样的政策是否有欠妥之处？值得管理者深思。

　　再将此番政策置于城市化浪潮的宏观背景下来思量。作为一座特大型城市，北京的新型城市化进程正在进行中，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占常住人口三分之一的京漂族，是这座城市不可承受之重，却也是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与动力来源。如何让他们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保障其应有的权利，改变“同城不同权”的现状，这是城市化不可回避的一项大命题，也是各领域制定政策应有的大局观。如果只看到人多，简单粗暴地将外地人扫除出去，那么被扫出去的恐怕还有城市化未来的繁荣。从这个角度来看，“五证”入学高门槛，造就出外地人入学难问题，不仅有失公平，更难谈进步。

　　实际上，国务院早在两年前就有通知要求，就业、义务教育等政策措施不再与户口性质挂钩。然而现实中，许多地区依旧我行我素。可以理解，城市配套设施建设需要时间，户籍制度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减少一纸户籍带来更多不公做起？先从提高新城等区域的公共服务能力着眼？先从鼓励社会办学、扩大学校办学容量入手？由此，体现一座城市接纳外地人的诚意。

　　北京欢迎你，不该只是一句广告语。城市化，是人的市民化，公平对待为其发展作出贡献的每一个人，酝酿出城市温度，才能让城市化的脚步走得更远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