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王旭烽

　　拉美文学留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是魔幻现实主义，而克里斯托旺·泰扎的作品却直接联通着欧洲文学的传统。同样是关于孩子“残缺”的描述，关系到作家的精神生命能否延续的重大命题，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终结处描写一个家族的必然灭亡，最后的婴儿降临时生有一根猪尾巴，这是一个象征，是作家选择了那超自然的神力对人的惩罚——以残疾的方式，对这个家族灭亡发出的最后诅咒。而泰扎则是用更为细腻的内心独白，将自己面对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残缺”儿子的完整心灵史，一页一页地翻给我们看。但这本书最终要表达的并不是毁灭，而是重生，基于父子之爱的重生。

　　小说在菲利普艰难成长的同时，另一条叙述线索描写了作家对自己动荡的早年生活的追怀，尤其涉及到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世界经历深刻变动的历史。我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番审视，作家的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代表着作家成为那段历史的人性祭坛上的牺牲。

　　如同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言：人世上有时会遇到一种博大而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中总掺杂这怜悯，我们越爱我们所钟爱的对象，我们便越觉得她像牺牲品。

　　在书中，作家父亲的心灵成长历程，正是从自私、恐惧蜕变成博大强烈而又怜悯的大爱。患有“唐氏综合症”（弱智）的儿子作为“被钟爱的对象”，是以牺牲的形象出现的，正是人类自身，也包括他的父亲的灵与肉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这样的“残缺”作为代价为全体人类牺牲，也就不可能有进化到今天的所有心智健全的我们。但从来没有一个牺牲者会向为之牺牲的对象作出索取，这正是牺牲的本质意义。

　　小说中的父子之情最令人感动。在父亲心中儿子无论怎样，都是那个永远在地平线上的勇敢、超迈的骑士菲利普。这个智力障碍的孩子永远在模仿、绘画、自言自语中保持着永不消磨的自信。他有一种传奇的特质，就像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阻挡在作家父亲的面前，逼着他回答一个生命之谜。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未来生活中的痛苦与创伤，而他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具备了神性。一种不幸的现实人生，渐渐赋予了童话色彩，菲利普成了那个勇敢的、飞翔的、永远也不会长大的男孩彼得·潘。

　　中国古代有“洗儿”的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好友都聚集起来庆贺，给婴儿洗澡祝福。我们的大文豪苏东坡生下儿子，“洗儿”那天他写了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