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

　　建筑史也许该记录这样一次有趣的饭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记录在小本上。

　　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

　　杨廷宝的学生回忆，他常常提诸如此类的“小”问题：人的最小空间是多少？人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多少？一张八个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桌椅的高度该是多少？门把手和门锁装在什么高度才合适？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随时记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画下他认为值得参考的速写。

　　给建筑系学生讲演，学生期待着听“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大谈设计，他却告白：“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好吗？”然后讲了一大通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云云。

　　后人怀念他：“总之，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

　　这样一种理念，正是当下中国建筑和整个社会所稀缺的。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关肇邺感叹：“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不少建筑只想夸张突出自己，标新立异，不顾整体关系的抱怨。这在商业街区上为广告宣传的目的使然，倒也罢了。但这种风气已蔓延到政治性、纪念性、文化教育性建筑中去，实在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的一大误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建筑的拥有者、投资商以此来显示炫耀自己；一些建筑师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此突显、表现自己。受害的则是我们的城市整体形象及其潜移默化对社会思想的侵蚀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热衷搞“大屋顶”，断言这样才算继承民族传统，才具有中国气派。北京市的规划部门甚至规定，不做大屋顶方案，就不发施工执照。然而杨廷宝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我们搞设计，不能赶浪头、随风倒。”

　　于是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公共建筑之典范的作品，当时却差点儿被人当作“靶子”来批判，幸亏周恩来发话：“这个建筑不是设计得很合理吗？这座宾馆解决了问题了嘛！”

　　杨廷宝说“不反对”，确是由衷之言。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风格，正是当年他和吕彦直、刘敦桢等一批建筑师开创的。他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但始终热爱中国那些亲切的带着乡土味的东西，比如天津泥人张的手艺、北京天桥的叫卖……

　　为了讨教古建筑的秘诀，平时连纸烟也不抽一口的他，可以陪老工匠躺鸦片馆，亲手为老工匠烧烟泡，被熏得够“呛”。事后讲起来，他也并未眉飞色舞，而只是带着他那“诚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