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苏靖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绿水青山是大自然对浙江的珍贵赐予，是浙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多年来，浙江历届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抓，从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到建设生态浙江、美丽浙江，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幅秀美的生态文明长卷正在浙江大地徐徐展开。

　　一步一个脚印，生态环境居前列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经济强省的浙江，率先从“成长的阵痛”中觉醒，在全国较早地开始探索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之路。

　　2002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绿色浙江”。

　　2003年，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生态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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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作出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

　　2011年，省委、省政府全面部署开展“811”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

　　2012年，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把坚持生态立省方略，加快建设“生态浙江”作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

　　既层层递进，又一步一个脚印。

　　人们记得，2004年10月，一场席卷全省的环境污染整治大会战——“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在浙江打响。“8”指的是浙江八大水系；“11”既指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当年省政府划定的区域性、结构性污染特别突出的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2008年，“811”环境保护第二轮3年行动启动；2010年6月，再度开展“811”生态文明建设5年推进行动……连续三轮“811”行动让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建设、水土保持、清水河道等一个个大手笔次第展开。

　　浙江人的家园更美了。这些年来，全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稳中向好势头，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发挥生态优势，生态和经济双赢

　　摒弃“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方式，发展生态经济提上重要工作内容。

　　2012年数据显示，浙江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数是国家任务的近24倍，部分行业完成淘汰落后产能指标超过国家任务4至6倍，共腾出土地资源12744亩，为绿色经济腾出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2003年至2012年，浙江实现了年均15%的GDP增长，而万元GDP所对应的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48.68%和44.35%。

　　越来越多的开发区（园区）实施生态化改造。企业逐步走上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路子，实现美丽蝶变。经过整治，全省200多家铅蓄电池企业减至几十家，利税却大幅增长。

　　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经济，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转型”。山区县安吉确立生态立县战略后，生态不断改观，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县财政收入增幅连续多年走在全省前列。如今，生态县建设如火如荼，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浙江以生动的实践，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之路。

　　探索制度创新，建设生态文化

　　两年前，浦江等4个县市因2011年度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考核不合格被通报，不合格的县市最高被罚500万元，成绩优秀的城市获百万元重奖。

　　（下转第二版）

　　（紧接第一版）对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进行考核是我省的环境保护制度创新之一。

　　2005年浙江就在全国率先出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近年来这一制度不断完善。如今已在全省所有市县实现了生态环保转移支付。2007年至2012年，省财政累计安排财力转移支付资金66亿元。

　　同时，我省还建立健全分类补偿与分档补助相结合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2007年至2011年，省财政累计安排财力转移支付资金51亿元。

　　2004年，我省首次将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三废”排放总量等指标引入统计指标体系。对不顾环境容量、偏离科学发展的行为，坚决亮出了“红灯”。凸显生态要求的考核体系，真正落实了各级政府的生态建设责任，成为浙江迈向生态文明的一个风向标。

　　近年来，我省不断探索生态制度创新。

　　2009年我省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相关规定；从2010年起，我省开始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并率先在全国建立围填海规划计划管理制度；推进海洋生态损害赔（补）偿探索；推行“林权IC卡”制度……一系列市场化要素配置机制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引导着各类市场主体主动承担起生态建设的责任。

　　制度，引导生态文明渗透至全社会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越来越多人的行为方式。我省将每年6月30日定为“生态日”，成为全国首个设立生态日的省份。

　　中科院连续多年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均显示，我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居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