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人均耕地不足半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何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如何在农民增收与国家要粮之间找到黄金平衡点？这些是我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创新农作制度需要考量的前瞻性课题。

　　解题之路，在于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农业经营体系，作为农业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就业，引发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等新问题，对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出了迫切要求。而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兴起，又为创新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和服务方式提供了可能。

　　路桥的新型农作制度，实践者既有拥有百千亩土地经营权的大户，也有精耕细作二三十亩土地的家庭农场，且后者居多，这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全吻合，即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新型农作制度的实施，促使农业现代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在路桥，市场已催生出专门为农户提供育秧服务的专业机构，加快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呈现出良好态势。浙江人多地少，农业市场经营主体数量众多，以多元化社会服务主体提供多样化、规模化服务来弥补众多土地经营主体的不便，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有效办法。

　　从路桥的实践中，我们还看到了农业产业升级的积极因素。例如一些合作社对外提供机耕、机插、机收、育秧等服务，跨越了地块和家庭的界限，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客观上形成了土地和机械化成片作业的规模效益。

　　浙江人的创业创新精神有目共睹，浙江农民的智慧在创新农作制度的实践中不断激发出来。这股创新劲儿弥足珍贵，需要我们保护好、引导好、服务好，真正使浙江有限的田野更加丰饶，“米袋子”、“菜篮子”、“钱袋子”协调发展、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