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不知为什么，我朝圣于巴金三层小楼的故居时，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这不是因为我年近八旬腿脚乏力，而是巴老的每间书房和卧室，都牵动了我的中枢神经。昔日只是从文史资料中知道巴金精通多种外语，没有亲眼目睹过其翻译成果，此行满足了我的愿望。在故居二楼的书架上，陈列着巴金英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的译文著作……我精心数了数，译著多达二十余册。一生写下多部文学巨著的中国文学骄子，又能与世界文学沟通，对我心灵是个极大的震撼。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以及下一代作家，最为欠缺的一笔。

　　走进巴金的家庭卧室，一股悲悯之情如决堤之水，淹没了我的心田。其中，特别触动我的是侧室内巴金夫人萧珊的那张木床，床架虽因年久已然褪色，但在我眼里，它犹如一座挚爱的圣殿。文革中在巴老承受批斗的日子，萧珊不仅给予巴老百般安抚，并给巴老点燃生存下去的火光。可惜的是，巴老这位贤惠的妻子，在1972年就告别了人世。

　　走出巴金的居室和书房，想到院子里舒缓一下悲恸心情。但一件更加牵动我思绪的景物，让我顿时忘乎所以——那就是在碧绿草坪上的一棵白玉兰树。时至初冬，叶片虽已枯黄，但正是这棵情缘之树，把我的心和巴老晚年不屈的承担精神，紧紧地连在一起：当时，在文革暗夜尚未结束，中国的命运在前进或倒退的搏斗之际，浪迹山西非人非鬼的我（当时为右派平反的文件还没有下达），以真实生活为镜，挥笔写出一篇描写文革浩劫年代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并斗胆将其寄往上海的《收获》。

　　说心里话，当时我并没有发表的奢望。因为中国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如《红岩》等，都是写国民党残杀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还没有一篇是写新中国的监狱，在文革中血色杀戮的文学样本。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我于1978年底回京探亲时，母亲交给我一封《收获》的来信，告之我小说将于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我无法详述当时内心的冲动，而是让我儿子从众买来一瓶“二锅头”，以难得一醉的无声，覆盖内心翻江倒海的思绪。事后得知，敢于拍板将其发表问世的就是巴金老人。

　　记得当时此作曾给《收获》带来不少麻烦：北京有人说此作是苏联“解冻文学”的中国版。有人给《文艺报》写信，说此作恶攻了文化大革命。可想而知，《收获》的编辑人员和主持刊物的巴老，为此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思中国历史和具有人文良知的国人越来越多，因而《文艺报》拿出两期的篇幅专门研讨此作时，赞美小说之声渐渐超过讨伐该作之声。后来在《文艺报》举行小说评奖时，《大墙下的红玉兰》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小说的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记得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作代会上，我曾到巴老下榻的新侨饭店，去看望巴金老人，以表达内心深处的谢意。巴老话虽不多，但是有几句话让我铭记至今。老人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因为这不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你不是挖过煤吗，就像你开矿时那样，深挖你独特的生活矿藏。”因为当天来探望巴老的人很多，我向老人表达了真挚谢意，并承诺记住了老人叮嘱之后，便与在巴老房间内相遇的《文艺报》的吴泰昌一块离开。

　　这是巴金院子中那棵白玉兰树，勾起我的第一个遥远的历史记忆。第二个记忆，则更加突显了巴金不跟风、不媚俗的高尚品格。1981年，我描写苦难生活人性曲线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编辑读后虽然感动得给我打来电话连声喝彩，但是到了该刊的主编手里，却遭到了全面的封杀。据事后这位编辑著文回忆，该刊主编是从题材到故事全盘否定，并让他转告我一句刺痛我心脉的话：“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此话如何解读？尽管如此，我还是冷静地把小说重新自读了一遍。当我确认那位主编之言绝对误谬之后，才决定为此篇小说另找“婆家”。

　　好像是天意。没过两天，我在家里接到了巴老女儿李小林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陪同巴老刚从法国参加国际笔会归来，路过北京下榻于阜城外的燕京饭店，并询问我有没有新作。当晚，我即去巴老的住处探视巴老和小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对我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已无从记忆，但没有忘记的是将新作《远去的白帆》遭到封杀一事，告诉了巴老。该刊主编规劝我“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我难以接受该刊主编的文学观，认为其说违背文学反映生活真实之根本。当时，巴老只是笑了笑，并没询问我是哪位主编，只是问我是否把小说带来了？我把长约六万字的手稿拿出来交给了小林。巴老和小林飞回上海后，小林在电话中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当夜匆匆翻看了我的小说，其结论是， 小说不仅展示了历史的严酷，更展现了底层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决定明年年初发表此作。我在电话中对小林说：“五六万字的小说，让老人审读我心非常不安。如果没有《收获》的人文关爱，这只‘帆’也许下不了文海，就死在码头了，请代我向巴老的人文良知致敬！”

　　此作在1982年《收获》第一期发表了出来。到了年底，进行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额的选票，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这是我与《收获》的又一次文学链接。因而我无法忘却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巴老对我文学生命的厚爱。

　　我把巴老的《真话集》摆在我的书斋里。真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真话集》的后记中，我听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语，他引证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了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中的故事，来彰显文学求真的诉求：“在群臣皆说‘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高声喊出真理：‘他什么衣服也没穿！’”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则童话，留给人世的一则醒世箴言。试想，巴老有这样的气魄和认知，自然吸引了众多作者的眼球并成为作家们追求的一道奇丽风景，难怪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力作，陆续在《收获》上展现他们的文采呢！其中如陆文夫、邓友梅、张贤亮、张一弓……以及后起之秀的谌容、莫言、梁晓声、张抗抗、冯骥才、叶兆言、路遥、苏童、余华、格非等人的力作，接连在《收获》上刊出，让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收获》，成了文学星空中耀眼的星中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