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巧婕

　　这两天，“井底人”王秀青的故事被媒体曝光之后，他获得了月薪3000至4000元的工作，乡镇和村里也让他提交申请低保的手续。当央视记者问及他为什么不申请低保时，他的一句话戳痛了笔者的心，申请低保让政府很不体面，不想给政府添麻烦。

　　王秀青的老家在北京怀柔区长哨营乡遥岭村，他的家庭贫困程度早就达到了享受农村低保的标准，但他家因没交超生罚款而不能申请低保。且不论计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挂钩是否具备合理性，他和妻子“怕给政府添麻烦”的想法足以让人诧异。王秀青认为，申请低保不体面，同时因为超生，申请低保他们更是连想都不敢想，当然，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申请低保的帮助。

　　按照王秀青的思维，“混不好”是自己本事不够，怪不得政府。显然，在他的思维里，政府是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他更不会认为社会救济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然而，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对于维护社会“底线公平”和社会稳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政府责任的“底线”，而不是“麻烦”。他的无知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知识水平的缺陷，更折射出社会救助的“盲点”。我们进一步分析，就算王秀青了解相关的政策，他家的境遇会改变吗？

　　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互助制度、灾民紧急救助制度等六个部分组成，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占据核心地位。按照北京市2013年的低保标准，城市低保标准为家庭月人均580元；农村低保最低标准为月人均460元。王秀青本是河北人，常住在妻子家，有三个儿女，他在北京的每月收入不到3000元，如果没有北京户籍，他无法享受北京市的低保。作为一名“北漂”，他最多能获得的帮助就是去救助站。而按照规定，救助站一般可以提供十天以内的食宿服务，然而10天显然不能解决他在北京长期居住的问题。就算他有北京户籍，家庭所有成员都能享受低保，对他来说，他的工资加上低保，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和供三个儿女上学，也只是杯水车薪。此外，他获得新工作后，工资极有可能略高于低保标准，那个时候，他将再次走入社会救助的“真空地带”。

　　我们要反思，在社会救助这个大网下，到底还有多少“漏网之鱼”？更要反思，我们的网编织的疏密程度是否合适？碎片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如今遇到了很多挑战，城乡分割分治、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户籍制度藩篱等诸多问题等待我们一一破解。有句话说，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希望不要因为制度设计的缺失让不幸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