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浙成

　　草原天籁

　　风像个到处飘泊的流浪歌手，走到哪里，那里的草原就激起一阵骚动和喧哗。坐在勒勒车上听来，仿佛是古老的乌珠穆沁长调，荡漾在辽阔的草原上。

　　那徐缓悠扬、蕴含着一点淡淡忧伤的旋律，是拍天的草浪，向着一望无边的天际在慢慢地涌动；那不停颤动变化着的“噢咿嗨咿”的装饰音，是草梢感受到风的轻轻抚摩，在激动地微微颤抖摇曳。

　　啊，乌珠穆沁大草原，让我也放开沙哑的嗓音，吟唱一支关于你的歌……

　　火中凤凰

　　听说54团草场起了荒火，正在打草的嘎尔迪（代名，蒙语凤凰）兄弟俩把长柄刈刀往地上一插，打了个唿哨，正在附近吃草的坐骑就跑将过来。兄弟俩飞身上马，拍马向火场飞般驰去。

　　半袋烟工夫，嘎尔迪便远远瞭见54团草场上空，一片冲天烈焰，浓烟滚滚。灼人的巨大旋风带着草屑迎面呼呼地扫荡过来，烫得人连呼吸都困难。透过呛人的浓烟，嘎尔迪看到两个兵团的女战士，在重重的火焰包围中，东奔西突，情况万分危急。

　　嘎尔迪立即朝身后弟弟打了个招呼，勒转马头朝后驰去。然后两腿用力一夹，便调头朝熊熊燃烧的火场直冲过去。

　　约摸离火场还有一百米的距离，嘎尔迪伸手摸摸马的脑袋，发一声喊，开始加速。只见那奔马飞快捣动的四只蹄子，仿佛腾空而起离开了地面，跟马的身子拉成一条直线，远远望去，宛如一前一后两支飞箭在嗖嗖地飞行着，先后穿进浓烟滚滚的火海。

　　几个正在手忙脚乱灭火的兵团战士，远远看到这情景都惊呆了。只见前面那匹枣红马突然前蹄着地，不前不后，恰好落在那个惊慌失措的女战士身旁。骑在马上的嘎尔迪弯下腰来，伸出胳膊一把将其紧紧搂住。趁着枣红马纵身向前纵跳的力量，就势把她拽到空中，再稳稳地落在自己前面的马背上，疾驰而飞地穿过火海。

　　但是身后云青马上的弟弟，在营救另一名女战士时，却发生了意外。

　　就在嘎尔迪弟弟骑马弯腰救起女战士往上拽时，马鞍子突然松动，滑向一边，骑手和女战士两人一起滚落在燃烧的草地上，发生了“滚鞍”的意外情况。这是由于事先固定马鞍子的肚带勒得不够紧，当马上的人往一侧用力，重心移到一边，马鞍子跟着也就朝一边滑去。

　　嘎尔迪弟弟连忙从地上爬起来，不顾自己身上蒙古袍边缘已经燃烧，赶紧稳住马儿，重新系好肚带，将女战士一把抱起放到马鞍上坐好。这时，连人带马都已经烧起来了，眼看烈火顷刻间就要将生命吞噬，嘎尔迪弟弟慌忙在马屁股上狠狠抽了一鞭，就在云青马向前纵跳那一瞬间，他拽住马尾巴，趁势一纵，飞身落在马屁股上，然后箭一般地在火海中朝前驰去。

　　这时，云青马的鬃毛和尾巴都已燃起了火苗，发出哔哔剥剥响声。嘎尔迪弟弟身上的蒙古袍也燃起朵朵火焰。红色的火苗，像袍襟闪光的镶边，在风中呼呼飘舞，酷似骑着神马的火神在冲天的烈焰中驰骋疾飞。

　　当嘎尔迪兄弟俩把两个女战士带到安全地带放在草地上，没等她们问一声姓名，又勒转马头忙着救火去了。女战士只记得那两匹骏马的毛色。大火扑灭后，团部领导多方寻找打听，却始终不知道救火英雄住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姓甚名谁。此后，人们在供销社门口，每天都看到有两个身穿兵团制服的女战士在等待着什么人。她们每人背着两个草绿色大挎包。一个包里装着当时被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选集》和精美的塑料封面笔记本，另一个包里装着北京家里寄来的各式各样的糕点糖果。她们看到有骑枣红马或者云青马的牧民过来，会急急地跑上前去，打听那次救火的具体情形。

　　雨中背影

　　想起知青董宁，我心里总感到有点酸涩。

　　她是东乌珠穆沁旗东达高毕民办小学炊事员。每天早晨当勤劳的牧民还在酣睡，东达高毕小学食堂里就亮起灯光，董宁已忙进奔出地为孩子们准备早点，挤奶，扫地，升火，和面。当孩子们吃完早饭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龙梅玉荣草原英雄小姐妹故事时，董宁已经收拾好厨房在洗小学生们换洗下来的脏衣服、臭袜子，补鞋拆被，准备午饭。晚饭后还要制作孩子们爱吃的奶豆腐和黄油。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忙到晚，几年如一日。

　　那年高考，当地大队、公社和旗里三级组织一致推荐她上大学，文化考试成绩优秀，但清华大学没有要她。原因是出身不好。当地三级组织得悉后，联名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她本人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历史清白，来牧区后表现突出。董宁知道后，深为感动，并表示：我本来也不曾奢望过要上大学，自己有思想准备。上不了大学，就安心在乌珠穆沁草原待着，为孩子们做一辈子炊事员，这工作也是贫下中牧需要的。

　　尽管如此，清华大学最后仍然没有要她。后来，董宁买了农村医疗手册，自学针灸，成为大队的一名赤脚医生，经常下浩特，为缺医少药的草原牧民上门针灸治病。她还积极学习蒙语，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把小学生接到自己房间里一起住，向学生学蒙语，以便更好地与患病牧民交流沟通。

　　我在东达高毕深入生活时，听到董宁事迹后，很想见见这位来自北京的知青，对她进行采访。谁知约好的那天早晨大雨滂沱，我躺在公社招待所还未起床，听见有人“笃笃笃”敲玻璃窗，起来一看，原来是董宁。

　　“汪老师，真对不起！”董宁隔着窗户告诉我：“阿里浩特的吉格木德老阿爸病了，我得马上出诊，咱们只好改日再谈了。”

　　透过窗玻璃，我看到一个身材瘦削的女孩，穿着塑料雨衣，光着脚，背着出诊包，慢慢地消失在密集的雨帘中……

　　可惜第二天，因急事我就离开了东达高毕，对董宁的采访没实现，却一直记挂着她的大学梦是否已经如愿？

　　乌珠穆沁草原上生活着一大批来自北京的知青。他们在草原上安家落户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发生了巨变——从原先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蜕变成社会最低层的不合格的放羊娃。这种巨大的人生落差感，对他们稚嫩的心灵几乎是一种多少有点残酷的毁灭性磨练。可以预见，他们中的有些人，经历过这场脱胎换骨的劳其心志的苦斗，日后必将成为我们国家各个领域里的生力军！我在这次采访知青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是个应该予以巨大关注的群体。知青的命运，牵动着社会各个阶层，牵动着城市和乡村的神经，折射出我们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趋势。过去常说，不了解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今应该说，如果不了解知青，也无法了解当前的中国！

　　在乌珠穆沁，像董宁这样的知青并不是个别的。我们曾采访过丁继红、陈朋山、瞿彩宁等。前两位已被推荐成了当地领导。瞿彩宁却是个普通牛倌。那年5月，被那场迟来的暴风雪吞噬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前，将自己放牧的牛群一头不落地安全拢进牛圈，关上圈门后，担心圈门被暴风雪刮开，又用皮条拴住，将圈门紧紧扎牢。这时，她已经耗尽生命中最后的一点活气，冻得说不出话，迈不开步，趴在圈门上歇息，就这样站着冻死在冰天雪地里。等人们发现时，小瞿僵硬的身体依旧保持着这伏门而息的姿态，走向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小瞿死后，当地牧民知道她这样死去，都心痛得扑簌簌掉下泪来。但是安葬那天，从四面八方赶来最后送送自己同学的知青，却发现旗上给买的棺材质量太差。墓穴由于天寒地冻，挖得也过于草率，深度不够，棺材放下去后，顶上盖板竟还裸露在上面。知青们流着泪，忍着巨大悲痛，为小瞿重新进行了安葬。过了好久，他们不知跑了多少次，旗里的批文才下来，追认瞿彩宁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