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伦大变,变因何在?
丁纯
临近岁末, 中国外交迎来了名副其实的“欧洲季”。而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来访,在中国、英国和欧洲都受到了普遍关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从其访华背景来看,与卡梅伦首次访华不同,由于他去年公开会晤达赖,触动了中国的红线,自然遭受了中方的强烈回应,中英关系因之陷入了低潮,而此次卡梅伦“破冰之旅”又正逢中国新领导层落子布局外交新格局之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展开未来十年发展蓝图和路径之时,无疑具有结束僵局、重续中英友好关系、翻开两国关系新一页的双重意涵。为此,他作了精心的准备,释出了极大的诚意,投下了不小的政治赌注。行前,他“推中文”、“赏国画”和“开微博”,到访后,会晤中国新领导层,高调表态“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最强支持者”、呼吁中欧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隔空喊话欧盟和成员国,成为公开作出此积极表态的首个欧盟国家领导人,同时向中国领导人赠送精心挑选的礼物;在北京,出席中英工商峰会,吸引中资投资英伦。在上海,宣布缩短中国公民赴英签证等候时间,实际削减交往阻碍。在成都,品尝特色麻辣火锅,展现亲民姿态,三天内一系列马不停蹄的活动,充分展现了希望结束前段中英关系那种冷冻的状态,重新激活和修好两国关系的急迫感,在西方甚至被解读为过于“谦卑”。
从会晤达赖到急切拥抱中国,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卡梅伦对华态度的巨大转变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一,经过中英关系的短暂曲折,英国卡梅伦政府认识到, 尤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中国式发展道路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中国人民和领导人的民族和制度自信和底气日益提升,欧洲及西方世界以人权和民主专享者和祖师爷的气势对中国横加指责,奉行“价值观”外交、踩踏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红线的颐指气使的做法根本无法达到其目的,只能是损害双边关系。必须改弦更张,否则,极有可能在与中国合作上落于人后,为自己的欧洲邻邦所超越,尤其是英国目前弥漫着“脱欧”倾向的“光荣孤立”时刻。我们或许能从卡梅伦来访期间反复强调“英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开放的经济体” 体会到背后所隐含的竞争意味和恐为人后的担心。其实,这种转圜过程不仅发生在英国和卡梅伦身上,也在此前同样会晤过达赖的德国默克尔、法国萨科齐等事例中得到验证。
其二,此次来访,卡梅伦坦言:“为英国企业从中国广阔多样的市场中受益铺平道路,为中国对英投资迈上新台阶扫除障碍”。此行他带来了英国史上最大的代表团,卡梅伦本人则俨然是个超级推销商和品牌代言人。一路马不停蹄,求解上海自贸区,为英企寻觅商机、和李书福畅谈已经远嫁吉利的伦敦出租车,约会马云,助力英国商品登陆天猫。而访华期间,中英双方签署了10余个有关投资、科技创新、金融、司法、文化和卫生领域的合作文件,获签数十亿英镑的合同,而推动英超和中超的联合互动以及医疗合作等则可谓是锦上添花,这也恰好印证了:对于没有战略冲突和地缘政治纠葛的中英和中欧关系来说,经贸交往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人文交流等则增强互信和了解、丰富全面合作内容,是双边关系短暂摇摆的长期纠偏器。
其三,通过此次访问,中英合作有了新的开端,获得了新的助力。中共十八大已经就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作出明确的顶层设计,亟待落实,需要加强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发达国家的合作、借鉴其经验教训。而英国在经历了欧债危机的重创后也正在加强改革,力促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助力经济增长。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英国历来主张自由竞争,反对贸易保护,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甚至包括其他欧洲国家防范有加的高铁、核电等基础设施领域;英国在金融服务领域有着很强的竞争优势,以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为抓手,双方均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和基础;而作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科技教育医疗等基础和经验雄厚的国家,中英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同时,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合作不仅对各自国家,且必将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对加速世界经济复苏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大有裨益,可谓互利共赢和合作多赢。
其四,此次卡梅伦“破冰之旅” 成果斐然,不虚此行。当然,我们也不会就此天真地认为,一次成功的访问能解决和消弭长期存在的分歧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差异和成见,卡梅伦来访前后,指责其“为了拿中国的钱、丢掉了灵魂”的大有人在。卡梅伦提出的应当签署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呼吁在欧盟遭遇了冷遇,法国等甚至还明确表示反对。这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导向的价值观外交、欧洲中心论在英国和欧洲还有一定的拥趸,今后不排除还会有某些人就人权、民主、香港等问题与我进行纠缠,也昭示了各国利益关切的差异、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和我们工作的难度。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定力和自信,超越国情、制度和价值观差异,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竞争合作、有效地管控危机的基础上推动中英、中欧关系的升级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