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4日电

　　新华社记者 蒋旭峰 樊宇

　　奥巴马建议把联邦最低时薪从7.25美元上调至9美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扭转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依靠上调最低时薪行得通吗？短期内美国有可能根治这一顽疾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在能源、食品、金融等诸多行业，美国高管的薪酬向来都要远高于欧洲同行。支持美国高管拿超高薪的人士会鼓吹这是吸引精英人士留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的CEO平均需要拿到其他发达国家CEO数倍的薪酬方可留任。莫非其他发达国家CEO的学历和管理水平都不及美国同行？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说辞。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上市潮和日益普遍的股票和股权奖励机制使得很多发达国家的CEO一跃成为“人上人”，他们开始拥有公司提供的专机、保镖、司机，搬离了普通员工所住的中产社区，住进了豪宅大院。在美国，CEO兼任董事长的现象普遍存在，竞选资金和选举政治裹挟，见怪不怪的“旋转门”现象都是造成美国CEO超高收入的推手。

　　在美国，任何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微观运行干扰的举动都会遭遇抨击，并被扣上增加企业负担、冲击就业等一堆罪名。目前美国的高管大部分收入来自股票奖励等非工资性收入，但这类收入的个税税率反而低于工资性收入，自然会让CEO不对称受益，税制中还有很多留给富人用来抵扣所得税的漏洞。德勤的调查发现，在标普500的大型美国企业中，由非CEO人士来担任独立董事长的企业仅占约两成，远低于加拿大、德国、英国的五成以上。身兼双职的“一言堂”企业最高权力结构设置自然有利于薪酬分配等议题朝一把手有利的方向演进。

　　美国竞选耗费的资金陡增，金融、能源等重要行业每年投入游说的资金也在逐渐增加，这就意味着企业精英对职业政客的控制力在增强，留给企业高管的政策优惠特例将更难杜绝。在美国这个“公司帝国”，今日的政府高官就是明日的企业高管，鲁宾、萨默斯、奥尼尔、斯诺、保尔森、盖特纳这些美国近二十年内的历任财长无一不在政界和商界的大门之间反复旋转，高官堵上了高管的高薪岂不是堵上了自己未来的钱包。

　　美国经管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警告，如果高管和员工薪酬超过20倍的门槛，将会导致员工士气下滑和不满增加。“占领华尔街”、餐馆工人罢工等运动算是美国中低收入民众给政经精英敲响的警钟。美国最低时薪自从2009年7月以来未曾上调，但这四年多以来，很多高管的薪酬却一路攀升，甚至很多亏损企业的高管也对天价薪酬感到心安理得。很多“工薪族”对这种现象强烈不满，美国着实有必要建立给高管薪酬设上限的制度。

　　当然，给高管薪酬设立“工资帽”看似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却会输给现实。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高管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但这只是将事实曝光而已，美国并未推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治理手段。受当前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牵绊，除非爆发重大的社会危机，美国执政者很难会在修正税制、设置选举资金上限、切断“旋转门”等方面下猛药。或许再过多年，山姆大叔会迎来万倍薪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