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畅

　　从来没有哪一封邮件让我读过以后如此怦然心动，以至辗转反侧而夜不能寐。

　　11月5日下午，我打开邮箱，看到了《前线》杂志编辑戚先生给我发来的邮件。邮件内容为：“赵先生大安！我已于11月1日正式退休。本想退休前请先生和汪金友、姬建民、徐恒足、陈鲁民等外地杂文大家到京一聚，既让本社领导面谢诸位，我亦好与各位道别，考虑到公款招待不宜进行，只好作罢，权且以电邮方式禀告退休讯息，并致谢意。”戚先生、我曾经的编辑，其邮件的文字虽不多，但却分明饱蘸着一位老编辑诚恳待人的朋友情缘、投入做事的职业情怀。

　　我向《前线》杂志投稿已有16 个年头。当年之所以选择向《前线》投稿，缘于杂文投稿难、杂文阵地小，而《前线》则每期都会留出不小的空间。须知道，《前线》曾是当年闻名全国的杂文阵地。1959年2月，邓拓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时主编过这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邓拓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开辟“燕山夜话”；同年9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中发表政论杂文。但就因这些文章，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三人被打成“三家村”反革命黑帮，受到残酷的迫害，邓拓含冤逝世。1979年2月，“三家村”冤案始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能否被编辑看好，自己心中实在没有底。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投了两篇就被选中一篇，并很快就被刊登了出来。收到样刊的当天，我激动得不行。自然，样刊中夹杂的一封信，让我知道了编辑戚先生的名字。事后，在与戚先生的电话联系中，我还获悉普通作者欲在《前线》上发表杂文确乎很难，因为除了质量要求外，版面多半是留给了与杂志签约的几位杂文大家的。

　　有人说过：“上乘的编辑，能准确巧妙地把文章内在的气质与思想的高度，完美地糅合在一起，起到点石成金、为文字出彩增辉的作用；中等编辑，能把原文的大致相貌特征保存下来，注重理性的裁减或增补，文字虽起不了波澜，可也不会有大的纰漏；不称职的编辑，把作者辛苦写来的稿件改得体无完肤不算，还盲目地把文字的精髓部分任意地做了‘处置’。”在我眼里，戚先生该是“上乘的编辑”，因为他满腹经纶、心里有“货”，总是能够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且具备深湛的文字功底。可不是？凡经他审改的文章，既顾及作者的本意和文章的基本面目，又让人感觉面貌焕然、境界全出。而且，作为一位资深的编辑，竟然没有架子，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抑或邮件中表达的文字，直让人感到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一位谦谦君子，一位可与之无话不谈的挚友。时至今日，我们之间除了通过信件、邮件和电话，尚未谋面，更不知对方高矮胖瘦。说白了，他在在我眼里，实在是太过纯粹、纯真、纯净。

　　也恰恰因了戚先生，我对编辑老师有了新的认识。有时，一篇优秀作品的诞生，或许是经独具慧眼的编辑一次又一次打造而成的，作品中除了倾注着编辑的汗水之外，更多的是凝聚着编辑的思想、观点、灵魂。谁说编辑只会修改文章而不会撰写文章？一个优秀的编辑首先必是一个优秀的作者。其所以写得少，之所以不显山露水，只是因为其有着一番自己无法言说的“纠结心理”。最近读到一篇儿子回忆编辑父亲的文章，其中写道：“爸爸有个久已有之的心愿，就是把自己写过的东西也编成一本小书。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愿望到他去世也没有实现。也许是他太习惯了编辑的角色，转换这个角色在他竟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也许是他内心对读者的尊重已经形成敬畏，很怕自己的作品虚耗了读者的时间和金钱。只有家人知道，他还是有小小的而又执拗的不甘心，他就带着这种不甘心离开了世界，终身只是一名编辑。”

　　常有人问我：“你的文章发表的面广、层级高，是否都有熟悉的编辑？”说句大实话，处于基层的一个作者，又怎么可能“都有熟悉的编辑”？反过来说，即便熟悉，人家也得注重文章的质量。毕竟，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且还得考虑报刊本身的品位。于我而言，之所以投稿命中率高，且被激赏得停不下来，除了自己的勤奋刻苦，更多是缘于我碰到了像戚先生这样的好编辑。愿天底下所有的编辑老师大安——好人自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