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立

　　小时候，常常艳羡传说中身居深山老林、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高人”。隐居，似乎意味着抛弃世俗名利，超然洒脱地与大自然共呼吸。

　　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隐士，究竟需要怎样的情怀呢？可以想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鸡犬相闻，鹤发髫龀俱欢颜，历经战乱兵燹、时代更替而岿然不动。可是，真正等到重见外世的那一天，却发现与世隔绝带来的是与时代和社会的脱节。因而，桃花源式的生活并非真正隐士的生活，桃花源也并未产生一个真正的隐士，一切终归是作者笔下杜撰的一方虚土。隐士，势必需要有超凡的一面的，视世间名利如过眼云烟，不问江湖刀剑纷争，找一处僻静之地，以躬耕为乐。可是隐士也似乎并非意味着从此明哲保身、不谙世事。

　　其实，人类从生命起源一代代绵延到现在，早已具有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二者缺一不可。我们知道历史上最为适合隐士文化播扬的魏晋时期，嵇康于深山柳树之下打铁，向秀于残阳西斜处吹笛，竹林之游以诗书琴棋为乐，以农事耕耘为生，好不自在而洒脱。可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竹林之游的隐士们与大自然、真性情作伴外，也依然辩论思考人生与社会。向秀写出了《庄子注》，将庄子的道家思想和自己的理解推荐给世人；山涛和王戎则以老庄思想辅以儒术，注重礼教的推广和社会现实的阐述。隐士们总是在一个清静之地随性地生活着，却并不真的与世隔绝成为山野村夫。隐士的思想没有死，隐士的情怀活跃着，出世和入世可以在一念之间轻松转换。于是，“躬耕于南阳”的卧龙先生也可以重新出山，指挥千军万马直取巴蜀。六出祁山，为汉室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姜子牙也可以以花甲之年指挥牧野之战，直取朝歌，继而辅弼文王励精图治。真正的隐士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成为深山老林里的飞禽走兽，而是心怀百姓，心怀抱负，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出世和入世，却又不被世俗功利所掣肘。

　　曾经有朋友告诉我，想做一个隐士到深山老林里隐居，再也不理会世俗的羁绊和名利的角逐。我总是笑笑，告诉他只要有一颗真正的隐士的心，走到哪里都是隐居处，正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轨迹不可逆转，我们并不可能如古代隐士云游四海，或于大山深沟自给自足，而是应该从隐士身上习得他们的真性情。这种真性情体现在隐士身上的，是一种面对世事纷扰泰然处之的心态，是一种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情怀。隐士归隐的不是自己的肉体，而是自己的世俗欲望，留下的是平和的心态。换言之，隐士的隐居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为了寻找时机更好地面对社会，面对人生。他们之所谓的“隐”，实质是节操的修为、气度的修炼、欲望的隐忍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一直喜欢范仲淹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足见文正公纵使身处江湖之远，亦从未泯灭报效天下之雄心。

　　曾有记者探访终南山的隐居者，报道中称这些隐居者终年不下山，据他们说“下山去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左右不是”，面对社会百态难以适从。这些隐居者终日离不开诵经做法，自认无法自主成为一个“社会人”，面对记者的采访也显得无奈而无措。可见，物转星移，现今社会早已不存在所谓的“隐士”而只有“隐居者”。即便是“隐居者”，终究还得面对世俗的侵扰。即便没有了传说中的“隐士”，那么世俗的我们是否仍可以用一种“隐士之心”，返璞归真，多点文正公那样的傲然风骨，淡然面对芜杂纷扰的社会，超然于私利物欲的诱惑，进而做点有益于社会、为生民立命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