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

　　俗话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已多次回过故乡。这一次，趁外甥结婚，我和夫人、儿子、儿媳和小孙女又回了趟故乡，借此机会去看看故乡的山和水，去看看故乡的变迁。

　　那天早上8点，天阴沉沉的，似乎快要下雨了。儿子晓立开着天籁小车，拉着一家人上路了。小车出了城，很快驶入了杭甬高速公路，以120码的车速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到宁波，转入宁波至北仑的通途高速，再从白峰转入到上阳道头村的高等级水泥路，11点钟就到家了。路上只用了3个小时，一路畅通，真是爽快！

　　这条路，我已走了无数次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速。我至今记得，1958年初春的一天，我双腿关节炎刚刚恢复，出远门去镇海农技校读书。那天一大早,我背着行李从家里出发，沿着羊肠小道步行，途经枫棚岭，这道岭虽然不很高，海拔也就二三百米，但很长，足足有五里多山路。过了枫棚岭，再翻小门岭，到穿山车站等长途公交车。二十五里路，我足足走了三个小时 。到穿山车站，我一下子“瘫倒了”，双腿发胀又隐隐疼痛，连站起来都困难。我在穿山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眼见长途公交车进站了，因为人太多，还是上不了车。怎么办？再等呗！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又一辆长途车来了，我拼命一挤，总算挤上了车，但是没有座位，只好站着。汽车开动了，很慢，也许是因为这车太老了，也许是车上的人太多了，只能缓慢行进。就这么点路，我一大早出门，到了上灯时分才到学校，整整走了十二个小时。我的双脚已经肿得很厉害，我使劲把鞋子脱了出来，但是再也穿不进了。三天后才消肿。

　　1973年年中，我父亲病危，我一大早从杭州乘上火车，到宁波市已是中午12点多了，那时的火车也开得慢。我从火车下来，到宁波地委借了一辆小轿车回家，到家已是天黑了。从杭州回到家里，起早摸黑一整天。因为行路的艰难，也大大减少了我回家的愿望。

　　我们的小车进村后，最直观的是村里变了，尤其是近二三十年，年年都在变化，一幢一幢小楼盖起来了，村民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了。

　　我们家的老屋已拆了，我弟弟家盖的是三底三楼小洋房，明亮，宽敞，透风，房后有小屋，用作厨房、卫生间。房前有围墙、大门和庭院，屋内冰箱、电视、沙发一样不少。我小叔叔家经济条件稍弱一些，但也盖了小楼房。他家的院子很漂亮，我们的小车就停在他家院子里。我二妹妹家，早些年在后山半山坡盖了楼房，后来他们觉得生活不怎么方便，把那幢楼房卖了，又在山脚下盖了新楼房。其他村民基本都新盖了楼房。村里的有线电视还是我当厅长时解决的，能看几十套电视节目，选择余地很大。农民没有其他文艺活动，看电视是他们最好的享受。村里楼房盖得多了，整体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农村盖房缺少整体规划，环境依然不好，卫生条件较差，如厕、洗澡很不方便，这对久住城市的人来说仍然是个问题。

　　居有所屋，这是一代一代农民的追求。我们家原本有一幢五间二弄的瓦房，但是父辈兄弟三人一分，每户也就摊到一间多一点的房子。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兄妹5人加父母，六七口人就住在一间多点的房子里；我小叔叔家有6个小孩，8口人也挤在一间多房里，住房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其他农民家的住房也不比我们家宽裕。父辈想建房，没有钱建不了房。从1949年到1980年，这三十多年，我们这个村基本没有人家建新房。我结婚时，父母把他们住的房间让出来给我们当了新房，他们俩住到原来爷爷住的偏房去了，爷爷住到中堂去了；我弟弟结婚时，我的二叔叔已去世了，二婶婶也改嫁了，我父亲买下了二叔叔的那一间房子，给弟弟当了新房。我们村里的习俗就这样，儿子结婚的时候，做父母的总要把最好的房间让出来给儿子做新房。家家户户都这样。有些住房特别困难的家庭，把自己的房间给了儿子，自己住到了弄堂或厨房间，甚至在自家屋边搭个草房住住。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政策放宽了，农民的手脚放开了，挣钱的机会多了，大家的口袋里有点钱了，建房的愿望涌动起来了。当然，农民盖房跟城里人买房不同，农民建房没有城里买房那么贵，只要自己口袋里有几万元积蓄，亲戚朋友再借一点，这房很快就盖起来了。虽然简陋一些，但毕竟有了自己的楼房。人看人样，村里的楼房一幢接一幢盖起来了。

　　过去农村有个说法叫“生儿防老”。当农民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生病无医保，老了生活无依靠，如今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惠及到农村，农民的后顾之忧正在逐渐解决。

　　我从老家了解到农民对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反映很好，深得民心。其一，如今农民生大病，可以到地方政府报销一部分医药费，最多的每人一年可以报销10万元钱，这对农民来说是件非常大的事情。一个农民要是家里有人生了大病，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辈子积累的钱一次就花完了，甚至还会负债累累，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如今政府有了这方面的优惠政策，真是雪中送炭；其二，对年龄较大的农民实行了养老费保障制度，每个农民只要交8000元至1万元费用，到60岁以后每人每月就能领到600元左右养老费。钱虽不多，但足够解决温饱问题了。我的小叔叔、小婶婶都已上了80岁的高龄，他们都已领到了养老费。两人每月能领到1200元钱，小叔叔还到老年活动中心做点服务工作，每月也有几百元收入，自己种的蔬菜吃不完，生活过得不错。不愁吃、不愁零花钱，只想健康长寿，多活几年，看看国家的富强和村里的变化。我的几个妹妹也都买了养老保险，都不愁老年生活无保障了。村里老人说：“这项政策好，胜过养儿育女”；其三，政府对复员军人、村里的老书记、老村长的养老费比一般村民略高，他们每月能领到800元钱。我这次回家问上世纪50年代的老书记阿唯叔，他告诉我：“我现在住在养老院，生活没有问题，身体还硬朗着呢。”这都体现了政府对老兵和老干部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