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童桦

　　如果不是因为《点燃理想的日子》、《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的相继趋热，再加上此前柴静的《看见》，记者不会有机会去认识，用影像表达世界，可以拥有如此思想深刻又诗意表达的趣味。

　　是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央视主持人、制片人和其品牌栏目都不约而同地出书了，其密度之高，让记者难免猜想电视媒体的发展是否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著书立传的时代节点？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为以中央电视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各大栏目进行改革之后到今天的几度改版来看，这跨越头尾的三十年，恰恰见证了电视的发展黄金期，也刚好见证了这一代电视人从青春无畏走向中年沉稳的过程。

　　总有一些是时代绕不过去的回忆，但忆苦思甜，并不是白岩松、水均益、柴静、杨澜等央视主持人想要告诉读者的全部。如果你把所有书放在一起后便会发现，他们在书中的每一点回顾、每一行记录、每一句口述，其实都是在用自身电视生涯的点滴，向电视的黄金时代致敬；都是在用静止的纸张和文字，在铭记这流动的电视语言，以及隐藏在那一时代人们心底深处的，对人文精神的执着和渴求。

　　而更深一层的，是他们对当下电视未来的集体思考。即在如今这个只讲“好声音”、“好身材”、“好婚介”，娱乐至死，收视为王的电视时代，人们是否已经不再需要充满人文精神的节目了？已经退缩至一角的人文理想，何时才能再一次回到电视的主舞台？

　　感慨归感慨，但电视至少在那个年代，是有理想有人文精神的。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王志回想起曾亲身参与过的《东方时空》的精髓，他觉得，《东方时空》从业务上来说就是真实，大家说真话。“你用真实的方法去表现这种真实，哪怕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说真话，但是你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说假话，这个就是底线。”王志认为，《东方时空》从精神内核来说，即是一种人文关怀，发自内心的关怀。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焦点访谈》创办人之一的张海潮则将这种人文关怀固定为《焦点访谈》中的工作规程。“由于有大量的曝光性的节目，如果这种采访你掐得太多，人家会说你不真实。所以，为了让节目更加真实可信，让观众感到客观，我们最具关键性的核心对话，最能代表证据的镜头是不许掐掉的，后来就变成了大家的共识。”秉承这一原则的《焦点访谈》在短时间里就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

　　当然，记者的脑海里还闪现过一句脍炙人口的栏目宣传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在当时听着普通又顺耳的话语，会否让身处在当下电视环境中的你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怀念？时任《生活空间》摄影师的李晓旻在回忆起栏目创办初期的争论时说道：“这么好的节目，能看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心里头会有一种感动，他们自娱自乐的满足让你觉得有一种生命的坚强和信心。”李晓旻认为，这种苦中作乐，或者是一种生存欲望所促成的细小的生活情景，真的是人类能够维持到今天的一种信念。

　　这便是那个时代的电视所赋予我们的精神，一种对自身、对周遭、对未来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一种对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底层的照拂，让我们明白了事物的轮回以及生命的不息。如同柴静在她的作品《看见》里所引用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但可悲的是，如今的电视真的已经离这些人文精神太远，太远了。前些年的“快女”、“超女”，这两年的“好声音”、“最强音”，以及仍在红火的“跳水”、“速配”，我们的眼瞳里，尽是娱乐的泡沫，我们的心中，早已无法默念理想、人文的内涵。

　　搜狐公司副总裁、搜狐视频首席运营官刘春认为上世纪90年代，电视人聚会，讨论两个话题：公共责任与叙事艺术。“今天，讨论什么呢，我不知道，貌似有收视率，为收视率，没有底线，肉麻当有趣，无良当有趣。”刘春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语，“（这一切）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

　　当信息不再以一种沉淀发酵后的方式出现在人的眼前，而是以短小精悍的数量为价值取向的时候；当人们不再以思考厚度作为谈话内容，而是以谁更早知道作为谈资的时候。电视的人文理想复兴，会是一条怎样的艰难之路？

　　愿理想，尽快到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