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在经历浮冰区与层层攻破陆缘冰后，“雪龙号”抵达中山站，完成站里的物资补给和科考人员替班交换。沿路，不仅有南极梦幻般的极光，还有憨态可掬的企鹅、打滚喷水的鲸以及嗖嗖跃出水面的飞鱼。

　　“但我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分析卫星云图，为大家外出作业提供气象参考。”此次，“雪龙号”冰区航行达6000余海里，挺进罗斯海，首次到达南纬75°7.2’，为我国第四个南极科考站的选址、建站做筹备工作。

　　如果说长城站、昆仑站、中山站分别位于“大象头”形状南极的象鼻和后脑部分，那么新站址可能选在“大象”咧开的象嘴之中。

　　相较于祖国的中山站，直线距离150公里外的澳大利亚戴维斯站，带给王晶巨大的冲击。科考站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缩影，代表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中山站，弥漫着发展中国家的气息，这不仅体现在我们极地科考站的硬件设备不发达，一些细节的建设有些粗糙，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在戴维斯站，进入所有的建筑物都必须脱掉鞋子，只穿袜子进屋；为保证南极的环境不受任何污染，戴维斯站没有垃圾处理装置，甚至连各国考察站常见的垃圾焚烧炉也没有。而南极中山站，可能更像大学里的男生宿舍。

　　并非崇洋媚外，“戴维斯站上的澳洲人明显有一种成熟的底蕴在，就像是一个中年人，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极地生活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我们更像是没长大的孩子，需要有人盯着才能把事情做好，不然就只能应付与凑合。”在2013年2月4日的日记中，王晶将两站做了对比，这让这个有强烈祖国自豪感的姑娘有些难受。

　　“平时身处浙江杭州，我们和在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但到了南极，才知道我们综合国力远远不及其他发达国家。”王晶说，在船上的日子，她总是一个人“胡思乱想”，广袤的冰原之下，这个理工科的姑娘隐隐觉得——我们远洋去南极，绝不仅限于科考，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国人自我精神的补充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