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

　　2006年3月份我开始写这本书。刚写了一刻钟，不安袭来：“现在光坐在桌边写书是没工资拿的。”但早上十点左右，我想明白了，自己是不会再回去当报社记者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迈阿密先驱报》实习过，继而在布拉格的一家外籍报纸工作。1993年我进了《华尔街日报》。曾经我认为报社的工作为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写作机会。逐渐地，我才意识到，做新闻并不是写作，它的价值另有所在——尤其在于解读一个如当下中国般复杂又被误解的国家。

　　随着写作的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把之前作为记者学来的很多东西忘掉。新闻报道最大的局限是它没有不同的声音；用第一人称叙述读者就会皱眉，或许因为它丧失了中立观察者的理想状态。记者必须学着像自己不存在一样地去写作。能出现个人观点的地方，新闻里往往都是绝对的权威口气登场。这种处理方法不仅危险——容易出错——而且它会悄无声息地影响一个人的写作风格。观点都以言简意赅的真理形式体现。句子都遵循着相同的、重复的结构，还得不停点题。段落的写作又时常被掐头去尾——就像PPT的演示文稿，一段一个事实，直到将读者引向最终的结论。

　　新闻化的语调会扼杀想象力。编辑一句“这个你怎么知道的？”就问得你再难有空间让人物或地方栩栩如生了。下面是书中我描写16岁的农民工陆青敏的段落：她个儿矮，长得结实，顶着一头卷发，一双机灵的黑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像许多来自农村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她就像只有15岁、14岁，甚至12岁——穿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要长大。她长着一张浑圆的娃娃脸。面对着世界，她有着儿童时常出现的那种耐心期待的表情。

　　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我用一个句子给她定了调：“敏，圆脸，长着一头卷发、一双大眼睛。”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描述的缺陷，因为我正忙于抗争报纸的写作风格规矩。我不想以“陆女士”称呼十几岁的敏，那样听上去正式得刺耳；我也反对按新闻的传统给每一个细节注明出处。这些辩论都以我胜利告终，不过也有我妥协或甚至没有坚持自己想法的地方。像我说的，假想编辑的话总萦绕耳边。

　　新闻工作的最大缺点就是让人不耐心。一想到竞争者也在报道，编辑们便希望自家的故事能更快见报，于是记者也将这种紧迫感内化，急匆匆地出入新闻现场。这条路不仅丢了细节，更有可能连新闻本身也错过了。

　　2004年2月我初见敏时，她刚刚在一家电子厂干满一年，那里条件差、薪水低，工作日一天上班13个小时。之后三年间，她跳槽六次，逐渐从在流水线上工作、到人力资源办公室坐班，再到供职一家工厂的采购部。曾经，她想过要抛弃一切跟着男友去北京，说不定他去了能当个保安；曾经，住在一家便宜旅馆时，她给人偷去了手机和900元现金。如果一位记者在以上任何一个时间点出现，他或许已经带着个沮丧的故事离开了。因为和敏在一起三年，我见证了她外出打工生活的所有起落、机遇和成功。

　　耐心观察后的发现并不一定来自于你报道的主人公本身。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已经在过去的20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少有人能深思熟虑地讨论这种转型。拒绝内省的本能根深蒂固，人们往往困于现实没有观点。我认识的在东莞工作的女孩，没人聊过打离家以来自己有何收获；也许她们担心一旦回头就没了冲劲。关于敏的第一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后，我送了一份翻译版给她。她像在看披露真相的报道一般——仿佛这是别人的故事。“我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后来她写电子邮件给我，“我感到自己真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