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刊登了浙江日报老报人严元俭的一封来信后，许多读者纷纷发邮件来与我们分享各自的体会和心得。这么多人现在仍然在关注新诗，令我们深受感动。今天，我们将连日来对一些诗人、学者、诗歌爱好者、读者进行的采访调查刊登，以飨读者。 如果您看了还有话说，不妨继续在新浪微博上@浙江日报，或是投稿至906629381@qq.com，一起参与讨论或者“秀”一下您的诗歌创作。

　　“浙派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后辈诗人自然不敢怠慢，今天的累累成果，可以体现浙江无愧为诗歌大省。”省作协诗歌创委会主任张德强之所以作出如上判断，是基于传统和网络双渠道繁荣的省内创作土壤。老而弥坚的冀汸，笔耕不辍的黄亚洲、程蔚东、伊甸、柯平等，荣荣、江一郎、潘维、泉子等60后70后中青年骨干……他们身后是340余位已经加入省作协的诗歌作者，其中有60多人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那些无法计数的网络诗人。在他们心中，往《诗江南》《星河诗刊》《诗建设》等刊物投稿固然是选择之一，但在网络上第一时间贴出自己刚创作的作品，并等待网友的意见，也是一份愉悦的体验。

　　“网友的评价快速、尖锐，对照他们的意见，我可以对诗歌进行修改，如果作品特别受欢迎，我会考虑给杂志投稿。”网络诗人阿明说道。

　　如今，网络已经成为继传统刊物之后的新诗汇集地。我们在搜索引擎中键入关键词“新诗论坛”，得到204000个结果，紧接着键入关键词“新诗诗人”，这一数字增长为5140000。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新诗，在历经初始的尝试和探索，三十多年的繁荣，20世纪70年代的红旗歌谣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诗后，真的又在今天，迎来再一次繁荣了吗？

　　《江南》杂志社主编袁敏为我们解答了这一疑问。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的诗歌创作现状，我选择用‘百花齐放’。”袁敏虽不写诗，但对新诗的发展却一直投以关注的目光，以至于在她成为《江南》杂志社主编后，仍把推广优秀诗歌作品的愿望寄放心头。

　　“浙江是诗歌大省，历史上出现过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著名诗人，所以诗歌创作在浙江是有悠久历史和良好传统的。”在此之前，每一期《江南》杂志都会刊登近6页的新诗作品，但令袁敏惋惜的是，诗歌始终排在散文等文学形式之后。

　　2011年下半年，袁敏做出了一个令广大诗人以及诗歌爱好者欣喜的决定：将诗歌作品从《江南》杂志剥离，单独成立一本杂志《诗江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诗歌投稿的作者实在太多。

　　但与之相反的是，传统书店里的诗集却不好卖。“购买新诗诗集的读者很少，诗人出版成册的诗集作品更少，书店每年只能销出近2000册诗集，品种也只局限在舒婷等名家身上。”晓风书屋负责人朱钰芳在观察多次诗集活动后认为，读者对于庞大的新诗体量并不买账，“另一点，诗人无法靠出诗集为生，自己出钱出版也不现实。”

　　作为一个泱泱诗国，在当今社会越来越物质化、娱乐化的氛围中，面对影视、网络、动漫及各种新媒体的挑战，诗歌似乎已无招架之力，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那样新潮汹涌，群峰崛起，也没有出现如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致橡树》等名篇佳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但中国当代诗歌的现状，其实并不如部分人说的那样令人悲观沮丧，因为新诗依然遵循其自身的艺术规则在发展着，只是更加多元化、内向化了。”袁敏说道。

　　“每当时代急剧变革或逢有重大社会事件、遭遇突发自然灾难之时，诗歌也从来不曾缺席，例如痛悼汶川大地震、讴歌奥运世博，或者对最美妈妈、最美司机等的赞颂，诗歌往往以文艺轻骑兵的姿态冲锋在前。”张德强谈起了新诗对社会的作用。

　　但在严元俭的来信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意见。“近几年，凡邮局能订到的诗刊，我都订阅了。我越看越觉得：现在的新诗主流还在小众化的路子上探索。因为像我这样吃了三十多年文字饭的人还大多看不懂，看不惯，更不要说人民大众了。”

　　新诗，真的如此难懂吗？在讨论中，至少部分读者对此持肯定态度。有人说，新诗是“文字和灵魂的迷宫”，绕来绕去不知方向；也有诗人说，写诗，就是想弄懂自己在想什么。显然，一首新诗如果连作者自己都不懂，那读者就更难读懂了。

　　“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人思想感情空前多元化发展，很多诗歌作者已经开始抛弃固定主题的创作，而开始了淡化主题或者复合主题的创作。”诗人老乃在谈及此问题时说道，习惯于古典诗歌单一主题的读者，往往会在新诗中寻找“中心思想”，但又很难找到，诗歌也就变得难懂起来。

　　但也有读者提出，有的诗歌里确实有东西，只是需要付出努力来挖掘。“不同的阅读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选择方式，读者可以从读得懂的新诗入手。”作家、《诗江南》执行副总编谢鲁渤提出另一个观点，“应该允许诗人在创作时不考虑大众的基础，就像我2012年的作品《在温州》，许多读者就说看不懂，但我自己很清楚想要表达的心灵意境。”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大四学生鲁乙是一位诗歌爱好者，她在学习之余也会买上几本诗集。“我很享受阅读新诗的过程，初看模糊不清，细读又会豁然开朗，可以获得审美上的体验，我喜欢的诗集有泰戈尔、席慕容和戴望舒，但最近的新诗作品集却很难找到。”

　　部分作家说，大部分的未成名的诗人不会靠诗歌为生，他们大多在业余时间创作诗歌，也基本往传统刊物投稿。“杂志社的邮箱里躺着1万多封信件，都是新诗，而且每天都有新作品发过来。”《诗江南》编辑江离说，“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读者的需求，尽量在风格、体例、内容等方面做到多元化。”

　　流沙河对此不无忧虑。 “今天很多年轻人失去了艺术想象力，他们理解不了诗的趣味，这是一种灵魂上的残废，他们需要诗的陶冶，这样，他们的人格才能健全起来。”

　　一面是庞大的生产量，一面是有限的展示渠道。新诗的阅读需求还未得到最为充分的释放。

　　“新诗发展近百年，仍处于混沌的状态之中，而且，未来的几十年里，可能还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谢鲁渤判断道。

　　但无论如何，围绕着新诗，全社会都在动起来。中央电视台举办多届的央视新诗会，以其明星朗诵阵容和情真意切的挑选新诗角度，在博得众多观众欣赏的同时也让许多年轻人开始关注新诗；浙江的诗会也很多，比如《江南》杂志社联合嘉兴市政府举办的月河古镇赏诗会，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更有作者因为一首诗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除此之外，新诗还出现在许多文化场合。“我们看到诗句在书画、工艺品中的运用，使装饰的厅堂更加雅致，或者在电影、广告包装设计以及其他文化工业中，诗句的采用使其更具文化底蕴；诗人写到的山水，成为著名的旅游景观，诗人的故居，同样成为景观。”江离说。

　　诗为心，人间需要好诗。诗为史，伟大的时代需要诗神“合为时而歌”。新诗无论在文学形式，还是在社会活动中，都在占据日趋重要的地位。

　　不过，这种对美、对精神的陶冶，却很少在学生的课本中见到。“从小学到高中，语文课本中很少有新诗作品，即便有，也并不适合学生阅读。”江离一直在担忧，下一缕诗意该去哪里寻找，“大学不念中文系，基本很少会接触到新诗，除非自己的兴趣刚好在新诗上。”

　　“这点可参照西方大学的经验，美国许多大学为了培养诗人，除了开各种本国与世界的诗歌诗学正式课程之外，还面向社会的诗人和准诗人，为诗歌爱好者开短期诗歌讲座。”“九叶”派诗人郑敏说道，“这使得大学生和社会诗人及诗歌爱好者都有机会接触当代名诗人，并向他们学习诗歌创作的经验，这会大大提高社会的诗歌欣赏力，普及了国民的诗歌教育，使诗歌走进千家万户。”

　　除了教育，诗歌创作者也要在日益繁荣的大环境下丰富自己，明确新诗为谁而写。“新诗环境和发展出现错层，关键就在于许多诗人丢掉了新诗的优良传统，远离了民众和生活，太关注个人和内心，忘记了诗歌的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张德强认为。

　　对此，严元俭在信中说道：我的实践是走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之路。从传统的诗词曲、从老百姓中的民歌民谚、从网络达人的段子等民族形式里吸取营养，内容尽可能贴近现实生活，贴近大众读者，贴近当今时代。

　　“如果有坚定的信念和足够的认识，作为一个诗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刻认识的情况下，不断地训练我们的技艺，将德性的力量带到我们的作品中。”江离同样抱有此观点。

　　新诗发展环境在趋好，但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