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慧

　　美丽的京杭大运河，以千年的岁月，以王朝的血脉，默默孕育着沿岸人民的强健与鲜活，清清丽丽地流进了白墙黛瓦桃红柳绿的小桥流水人家，流进了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长长船队间，流进了杭州人民和美安乐的品质生活中……

　　岁末年初，当大运河申遗的进程日益彰显之际，我们怀念着一位逝去的老者，一位为了中国文物事业日夜奔走的88岁老人，一位曾经的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一位师从梁思成先生的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泰斗级人物——罗哲文，人们尊称他为“罗公”。

　　事实上，浙江文物考古界的人们大多曾与罗公共过事，但没有哪一个人说得清，罗公哪一年没有来过浙江。直到86岁高龄，这个老人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天上飞来飞去”，更早些年，他一年在外地的时间甚至达到200多天。两年前的一个夏日，他还乘飞机到了杭州，兴致勃勃找来一辆自行车，一路骑车考察正在申遗的京杭大运河。

　　就在今年春节，罗公还对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的管委会顾问吕春生许了个愿：我想今年去杭州过生日，我去了杭州99次，这应该是我第100次去杭州。

　　没想到，这99次，成了永恒；而第100次，成了遗愿。2012年5月14日23时52分，罗公在北京逝世。

　　人虽已去，灵魂尚在。对于浙江，罗公始终心存无数牵挂——除了众所周知的一手推动长城成功申遗外，罗哲文还参与了西湖申遗、南宋御街保护，同时还是提出京杭大运河申遗的第一人。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罗公曾说，“我所参与和经历的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都在西子湖畔酝酿、发展并随之轰轰烈烈地产生巨大价值。”

　　我记得，那是2006年5月，由罗公牵头发表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拉开了大运河申遗的序幕。为了大运河申遗，80多岁的罗公一路奔走呼吁。当时，罗公亲赴运河沿线考察，但很少有人知道，出发前，老人家骑自行车摔成了脑震荡，却死活不肯去医院，“去了医院，考察就去不成了。”就这样，在考察的11天行程中，罗公只有在吃饭时才在饭桌下偷偷地挽起裤腿晾伤口，以防伤口感染影响行程。

　　在罗公的支持下，“大运河遗产小道”应运而生，这是一条沿着大运河开辟的、供步行和骑行的文化遗产小道——从拱宸桥往北到广济桥，这一段22公里的小道，包含了大运河的核心价值——有历史文化街区，有现代工业区，有田野风光——用以体会大运河作为“活的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跑考古十余年的我，与罗公同为四川老乡，自然多了一份亲切。2010年初夏的一个清晨，我陪着罗公沿着运河游步道走走看看。罗公高兴地说，只有真正走在小道上，才能体会到两岸的风貌和市民生活，也才能体会到运河的魅力所在。

　　“人对待文物，应该像对待自己家中的好东西一样，千万破坏不得。”在吴山脚下的朱炳仁青铜艺术馆里，与罗公相识数十年的老友朱炳仁回忆道，这位被奉为古建界鼻祖的老人“心里很痛苦”。早年间，眼看着申遗还没成功，运河两岸眼下已经建起了不少“假古建”。“这些他都知道，有些他甚至参加过认证会。罗公最痛恨真的拆了，假的建起来了。”朱炳仁说，但罗公还是要去开会，要去说。他担心“不去的话更胡修”。

　　在许多人看来，晚年的罗公，俨然成了一个符号与象征，“只要他一出现，人们就想起要保护文物”。

　　每次在杭州见到罗公，瘦小的老人大多穿一身中山装，外加一件多口袋的摄影背心，肩上挎一个早已褪色的仿皮革黑包，胸前再挂一部相机。其实从年轻时起，他就带着这身行当，开始记录走访各地文物了。

　　那是2009年，罗公正在杭州考察吴山广场附近的林徽因故居。林徽因是罗公的师母，“我的英语就是师母教的，她的发音很优雅，字正腔圆的伦敦音。”在那个传说是林徽因故居的老房子里，罗公说，即使不幸损坏了，修复时也一定要按原样修。一片瓦，一块砖也不能丢，尽量用上原来的材料。

　　在罗公心里，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是一个失去了记忆的人，古建筑就是凝固的历史，是一个民族最真实的记忆。岁月流逝，当远去的时间和空间都渐渐模糊了的时候，建筑却无声无息地记录下人类文明的历史。

　　罗哲文（1924年—2012年5月14日），四川宜宾人，中国古建筑学家。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在清华大学古建筑专业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