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赈灾。“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

　　“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出于保护，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蒙着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讲到这里，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表情太轻飘。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是我在说这一段时，只顾着流利，嘴里说着，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而不是体会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什么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讲得如此轻松顺滑，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笑与泪，都带着装饰。

　　第二天，在绵阳，我们赶上了六级余震。

　　跳下车，往九洲体育馆跑，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馆里空空荡荡，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

　　我走过去，他背靠墙坐着，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问他：“现在这儿不安全，你怎么不出去呢？”

　　他抬起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黧黑的脸，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这儿不安全。”

　　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可是笑和泪，这么简单地说出来，确也不扎实。我想起2003年的新疆，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晚上迎头遇上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同行。

　　他摇摇晃晃，酒气很大。我扫了一眼，想避开，路灯下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发着高烧，眼睛赤红，手抖得厉害。

　　“干嘛喝这么多？”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

　　“受不了了。”他张开着嘴巴，就好像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一样，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瘫坐在地上：“那个血的味儿……”

　　我听不清。

　　“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听见他说：“她说叔叔，你救我。”

　　他呓语一样：“我说我会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动啊，我喊了，我疯了一样地使劲，我搬不动啊柴静，我只给了她两个大白兔奶糖。”他转过头来，脸憋得青紫，啃咬着自己的拳头，要把什么东西堵住，再这样他会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婴儿一样拍着。

　　他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只有两个……糖……啊……”

　　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他大声号哭，我默然坐着，身边常常有人走过，没人奇怪，也没人注意。他们已经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罗陈、陈威、老金和我，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不管能不能播。

　　（《看见》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