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考古者

　　大学之所以能这样繁衍发展、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大学如一个生命的个体一样，能不断接纳、创造新的学科、思想与精神。

　　——杨卫

　　2012年5月5日，西域的阳光，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似乎特别长。晚上8点了，天光依然慷慨地洒满大地。赶了整整一天路的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锦炎教授走进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停步在门厅里巨大的“神秘西域”沙盘前。

　　在形似簸箕的塔里木盆地，塔里木大学位于正中央。“塔大也是整个西域的中心点，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这样一个地方。”曹锦炎慢慢地说，就像是说给自己听。

　　汉宣帝地节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8年，会稽人郑吉，受朝廷之命在新疆渠犁屯田。这位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勇士，几番征战，威震四方，成为塔里木盆地和天山一带的护使。汉宣帝下诏书封他为安远侯，“食邑千户”。郑吉选择西域中心设立了都护的幕府，叫“乌垒城”，就在今新疆南部库尔勒与轮台之间的策大雅乡野云沟，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汉书》所论“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说的就是这件事。

　　千年的风沙，渐渐覆盖了昔日的乌垒城，它在地下，静静地等着有一天让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

　　这是曹锦炎今年的第2次新疆行。浙大与塔里木大学是对口支援结对单位，曹老师与塔大西域文化研究所接触频繁，他要帮着塔大把考古与文化研究拉起来。

　　“塔大所在的地域，正是世界四大文明和各大宗教的汇合点，是文化遗产研究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曹锦炎说，浙江大学、浙江省、新疆地区的考古力量将会和塔里木大学一起组建联合考古队，对都护府的遗址进行调查研究。“都护府是地方政权，我们要通过考古把它的确切地址找到。这样不仅对疆域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对促进民族团结和谐都是大有好处的。

　　现在，两校合作共建的西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牌子在塔里木大学挂了起来。“我们会把重点放在西域文化研究方面，浙大是个多学科大学，有很多信息技术可以用在文物研究、考古发掘等研究上，文理交叉，可以做的事很多很多。”

　　真可谓是行者无疆。在地下沉睡2000年的郑吉，听到随风而至的乡音，一定是无限快意的。浙大人，似乎总是这样，沿着前人的足迹，用自己的行走，丈量着，延伸着，路就这样慢慢地越来越长。

一个支教团

　　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得住漫长历程的考验而不被时间吞没。

　　——洛韦尔

　　再过一个多月，浙大第14届研究生支教团的14位同学就要出发去四川和贵州，支教一年。浙大从1999年成立研究生支教团至今，每年都有10多位获保送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到西部的中学支教。

　　70年前，中国西部那个叫湄潭的小镇，在战火中与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群负笈荷书的人们，在战火的缝隙间一路走来，在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办学。6年间，希望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撰文说：“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浙大的每位学生都知道“文军长征”的故事，而有一个故事，是每个去湄潭支教队员都记住了的，那就是章用老师的故事。

　　章用是章士钊之子，李大钊的学生，季羡林的好友。1937年9月，从德国学成回国的章用到浙大数学系任教，苏步青教授是系主任，当时日本人的炮火硝烟已经弥漫了大半个中国。10月20日，浙大率领学生迁往建德，力主“炸弹临头亦须上课”。有一天，学生问章先生：“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还上课吗？”章用答道：“怎么不上课？”“那么，黑板挂在哪里？”“可挂在我的胸前！”1939年12月16日，不到30岁的天才青年数学家章用因肺病走了，但黑板“可挂在我的胸前”这句话，成为一种精神，永远在浙大留了下来。

　　当年浙大一名德文教师米歇尔，写了一篇题为“前进中的浙江大学”的文章，描述了浙大的西行。在“朋友们都以为浙江大学不会开学了”的时候，收到了开学的通知，要求教授们“从速返校”。他说浙大西行“这是在一个双重目标的前进中，自敌人行进的方面一步一步的后退，和向新中国的民族理想一步一步的前进。”这篇米歇尔用英语写的文章，发表在1939年1月号的英文亚细亚杂志上，后来一位浙大教授译成了今天读来十分不顺畅的白话文，登在当时开幅小小的浙大校报上。

　　任何文字，都会因为时间，使阅读变得费力和陌生。但如果它隐含着真理，那么它依然是有生命的。对一所大学而言，如果比喻它是一个孩子，那么人民，就是养育它的母亲；如果比喻它是一棵树，那么人民，就是它扎根的大地。在战火中坚持办学育人，彰显了一所大学的社会责任。米歇尔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每一届支教的同学都会在一年中尽力去做更多的事。“我们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生难忘的事”。浙大材料系研究生、第12届研究生支教团团员吴行这样描述支教的经历。而现在还在湄潭的聂晶说，“我们相信，给孩子们留下的越多，作为支教志愿者的我们带走的也越多。”

一座智慧岛

　　坚持以培育创新人才为中心，推进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促进知识成果转移转化，是我国大学发展改革的基本问题。

　　——路甬祥

　　5月的舟山摘箬山岛，一片忙碌。在舟山群岛新区周岁之际，浙大外海实试基地科研大楼结顶。浙大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赵荣祥教授屈指算了一下，到年底，各类研发设备就能上岛了。

　　舟山市以“长期零租金”的形式把摘箬山岛提供给浙大作为其海洋科教基地，国家层面的海洋科技示范和“海上技术公共试验场”等国家级平台是摘箬山岛建设的核心内容。“我们做的是国家层面的协同创新，”直接参与科技岛规划的浙大副校长吴朝晖说，我们将把风能、电能、太阳能、潮汐能等相结合研发，把整个岛屿打造成智慧岛。“大学，就是要和政府、企业一起做对百姓有意义的事。”

　　赵荣祥是科技岛新能源项目的主持人，他说，海岛要解决的，首先是能源和用水。“我们主要研究如何把海洋能用起来，利用波浪、洋流发电。再把海水淡化与海洋发电‘协同’起来，研究最生态的能源生产”。赵荣祥说，我们在实验室完成试验以后到岛上进行中试，成熟了，就可以推广应用。

　　浙大是C9高校中横向经费比例最高的学校。去年一年，来自企业的科研项目经费超过10个亿。赵荣祥的观点，在浙大有很多“知音”，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谭建荣对研究生和博士后以要求严格著称，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可以原谅你，但社会不会原谅你。”这位从车间走向大学的科学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在第一线为企业服务。几年来，他已在校外布局了多个“院士工作站”、“博士后企业工作站”。这一做法也被很多浙大科研团队采用，目前浙大已有107个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很多博士后“出站”，就直接留在了企业工作，成为了技术骨干。

一家科技园

　　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竺可桢

　　浙大人创业，是有历史的。浙大校园里，有个永谦学生活动中心，还有一个永谦数学中心，这是浙大校友汤永谦和姚文琴夫妇捐建的。当年求学浙大时，汤先生就立志实业救国。毕业后，他变卖了书籍衣物，在遵义创办了“中华肥皂厂”。由于此前遵义没有肥皂，厂子效益一直很好。为了扩大规模，汤先生投入所有的钱在桂林办了个新厂，但新厂房被日本人炸掉了，所有的一切都没了。此后，一直到1967年，汤先生才有机会重创实业。

　　“现在大不一样了，大学的背后，有了大学科技园，科技园的一大责任就是支持学生创业。”说这番话的，是浙江大学大学科技园管委会主任葛朝阳。

　　浙大的科技园建在西溪路上，与玉泉校区隔着一个老和山，背背相靠。面积虽不大，却是大学生们创业之初最好的选择。

　　上任6年，葛朝阳一直在琢磨怎样把科技园的各类资源整合起来，和大学生创业更好对接。2007年，科技园与浙大党委研工部开设了浙大研究生创业素质拓展班。“第一年我们只招30人，现在是第五届，招50人。每年大概有两三百人报名。”

　　每周三晚上7点，杭州励贝电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帆都会走出办公室，到同一楼层拐角的咖啡馆，参加科技园为创业者举办的创业沙龙，在这个平台上，他结识了园内很多优秀的团队。

　　2008年2月，杨帆在浙大科技园注册成立了“励贝电液”。从办理工商登记开始，杨帆就得到科技园老师们各种创业培训和服务。4年来，他的公司从初创时的5个人发展到了30多人。前不久，杨帆租下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1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看到励贝电液要离开，浙大科技园创业导师於晓老师的心情五味杂陈，“有点舍不得，但更为大学生创业企业的发展高兴。”浙大科技园建园11年来，已累计入园科技孵化企业560多家，有250多家像“励贝电液”一样的企业，从这里鸣笛远航。现在，每年申请入园的大学生企业有100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