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灯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礼记》

　　浙大紫金港校区图书馆四楼的浙大文库是收藏浙大学者著作的所在，时间久了，书的气味在空中弥散，一走进去就能感觉到历史的存在。

　　4月27日，姜亮夫先生的女儿和女婿在姜先生110岁诞辰日将至的时候，把家中所藏姜先生的旧物都捐献给了浙大，很多古文献学者聚在这里，那一个个的字，在泛黄的纸上，让人看着能感觉到岁月的重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把腰弯得很低，隔着玻璃，看着他熟悉的字迹。傅杰入室的时候，姜先生已步入晚年，很少写字了，姜先生给他开的那张书单，傅杰一直珍藏在书桌的砚盒里。“姜先生总是手边拿到什么纸，就把想写的东西，简简单单地写下来，那些纸，总是大大小小的不一样。”有一封姜先生写给友人章祖安的信，傅杰是现在才看见，他说，“这封信，让我想流泪”。

　　那封信写于1984年，年逾80的姜先生重又开始传道授业。他自己设计课程，四方约请不同研究领域的名家来为研究生授课，当时浙江美院的章祖安教授是其中的一位，讲授的是《周易》，但由于变故，章先生曾宣布不再继续上课。姜先生得知后便写信：“专题周易报告，无论如何请你讲完。为了孩子们，非为吾辈计也。”这封信让周易课得以继续。那最后的5个字——“为了孩子们”，让傅杰想流泪。

　　傅杰和同学们还听过姜先生和老师王国维的故事。那是1926年的一天，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姜亮夫拿着一首词上门请教。王国维端坐书桌前，姜亮夫坐在藤制的书架侧榻上，读了两个小时的德文原版《资本论》，词终于修改完了。告别之际，夜已深，王国维提起灯笼，执意护他过了家门口的小桥，“你眼睛不好，过了桥，路就好走了。”王国维说。

　　这一盏灯，从此就亮在姜亮夫的心中，照着他前行的路。

　　时隔60多年，这一幕，常常闯进姜亮夫的思绪，每每忆及，年逾八旬的国学大师还会流下泪。

　　其实，每个前行的人，心中都需要这样一盏灯。

　　沙震教授的心里也亮着这么一盏灯。按年龄，他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他依然是浙大丘成桐数学班的教授。

　　1961年，刚刚组建的浙大数学系有了第一批毕业生，沙震是其中之一。毕业后，他成了一位山村教师。在杭州，他的老师郭竹瑞一直牵挂着他，沙震时常收到寄自浙大数学系的资料，甚至，郭竹瑞还会出现在山村中学，指导沙震继续探究学术。沙震收到的资料，是郭竹瑞利用假期去北京图书馆手抄的，其中一本足足抄了四本双面抄笔记本。10多年后，沙震重回浙大，最终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位博导。50多年前，郭先生是如何舟车劳顿去到那山村，已不得而知，他又是怎样在图书馆埋首复书，也不得而知，但这件事却留在了沙震为郭先生写的生平传略中。

　　成人之美，似乎是教师与生俱来的特质，在他们的生命中，学生就是一块磁石，无穷无尽地吸引着他们的目光与爱。

　　一段路

　　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陶行知

　　“徐老师酷爱走路。他走着谈话，我把全身变成耳朵，拼命努力听他的话，总有不少部分听不懂。对当时的我来说，西溪路到黄龙公园这一段路，是我的大学院，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

　　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教授说的这所“最严厉的大学”，是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徐朔方先生的经典“课堂”：沿杭大路到宝石山下，再拾阶而上，到初阳台，经紫云洞、黄龙洞而返，每个徐朔方的弟子，都熟悉这一段“说书”之路。“那些看似略无崖际、不成系统的讲解，学生得有充分的课前准备才能胜任，上徐先生的课，必须对所讲内容有相当了解，这样才能领会先生解释问题的眼光、解决疑难的慧心。”徐朔方的学生楼含松这样描述。

　　从贵州湄潭到永兴有15公里的路程，1943年，束星北教授每个星期都会步行往返两地，为给浙大物理系一年级的新生上课，17岁的李政道就在其中。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刚满15岁的李政道经历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一路经福建、江西、两广抵达贵州贵阳，参加了1943年夏天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并如愿以偿地考取国立浙江大学。在这里，他认识了束星北。升入大二后，每周末，他会和同学相约从永兴步行去湄潭听束星北教授和王淦昌教授合开的“物理讨论”课。王淦昌开课时，束星北就坐到学生中听，束星北开课时，王淦昌也同样。

　　第3年，李政道去重庆看望母亲。回程的山路上，他乘坐的卡车失事，李政道背部受伤，被学校接回湄潭养伤。养伤期间，他得到了束星北精心的照料。家里的餐桌上，束星北会把肉夹给李政道吃，让束星北的孩子看得很馋。他太喜欢这个学生了，说“一般的学生实际上都在求知，李政道这个学生呢，他是求道。”不久后，束星北接到国民政府军令部邀请，让他担任技术顾问，研制高科技军工武器，一心要科学报国的束星北去了重庆。

　　一天，王淦昌收到一份从重庆发来的加急电报，发报人束星北，尽管王淦昌此时已是物理系主任，但束星北还是几乎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要看住李政道！”就在几天前，李政道写信告诉束星北，说自己要参加青年军，到抗日前线去。全面抗战进入第7年，中国援缅远征军方面传来消息，特种兵严重缺员，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波及到全国众多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内，一批学生决定弃笔从戎，参加青年军。

　　王淦昌收到电报后，马上把受伤还未痊愈的李政道接到家中养伤，轻易不让出门，并苦口婆心地劝说，才断了李政道从军的念头。但束星北依旧不放心，他决定把李政道接到重庆。李政道伤势痊愈后，在束星北推荐下，进入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师从束星北的好友、物理学家吴大猷，继续攻读他心爱的物理学。

　　离开浙大53年后，李政道感慨地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3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4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一群人

　　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

　　——爱因斯坦

　　一个周五的下午，浙大紫金港东一教学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求是科学班的学生们好象自己在给自己上课。其实，主讲教授唐睿康就坐在下面和学生一起在听，同样在记笔记。在教授中，唐睿康本来就是比较年轻的，加上他一双含笑的眼睛，坐在学生堆里，真还不容易一眼认出来。他的《无机化学》课，让学生以正方反方的方式自主讨论，是一个必经的环节。

　　“老师，应授人以渔。”唐老师说，作为教师，重要的并不是传授给学生多少知识，而是让其学会科学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他应该有自己学习的能力。大学生要有自己学习的能力，研究生要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博士后要有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

　　2004年，美国物理学家格罗斯和斯图明格在浙大选拔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深造的学生，整个下午，格罗斯不停地与一个个学生聊呀聊呀，他说，一个教师，最高兴的就是发现了好学生。他对在场的浙大老师说了一句至理名言：“父母的责任是发现孩子的兴趣，教师的责任是保持兴趣。”

　　浙大计算机学院走廊的墙面上，有一个特殊的装置，它会发光，但一年只亮一次，在每一年的最后一天。计算机学院学生会在专业确认之后把自己的“大学愿望”放进一个许愿球中，毕业时，这个球会回到每个人的手中。陈越老师是这个设计的创意人，她是一位特别能帮助学生找回最原始的求知欲望，体会快乐学习的老师。

　　陈越有个博客，“藏”着海量学生竞赛时的照片和她与他们的故事。这里的“粉丝”大多是小她20多岁的大学生。4月27日晚，一位“粉丝”登录博客留言：“我的学校是二本弱校，我们这样的水平还有希望吗？……”两小时后便有了回复：“都可以去区域赛玩，那是没有门槛的游戏。不要太在意结果，欢乐一下就好了。经常跟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比赛，是有可能水涨船高的，当然前提是你拼命追…… 追到一定程度回头看，可能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2011年8月,浙大党委书记金德水在调研基础上提出建立“新生之友”寝室联系制度的建议，要求浙大教师、干部自觉主动担任“新生之友”。“新生之友”寝室联系制度一启动，一大批教授、机关管理人员踊跃报名。启动仪式上，每位到场的“新生之友”都与所联系的寝室成员相互认识、互留电话号码和邮箱。丹青学园3-419寝室的邱实拿着一封信走到了他的“新生之友”金德水跟前，他说：“金老师，这是我妈妈用了四五天时间写给您的一封信，她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信里的语言也许上不了台面，但她真的很想谢谢浙江大学，因为有了‘新生之友’寝室联系这样一个制度，让她终于对我在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感到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