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949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的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教“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原载于《人民日报》1952年5月21日）

　　茅盾：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中国的革命文艺不是没有成就的，然而从创作方法上看，主要是属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范畴；在这文件发表以后呢，开始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新时代：《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等，就是这新时代的纪程碑。这一文件之伟大，其意义，还不止于此；它不但在今天是我国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即在将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也同样是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它的对于普及和提高问题之辩证的解决，对于文艺批判标准之正确的指示，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透彻的批判，以及对于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等等的宝贵指示，不但在中国是经典性的，即在其他凡有革命文艺和反革命文艺之斗争的国家内，也是经典性的。

　　（原载于《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

　　华君武：延安是农民的世界。我的漫画以前学外国人，比较“洋气”，到延安后，洋的一套吃不开了。自己的艺术怎样才能为群众理解？我做过一些尝试。我在鲁艺办过漫画墙报，在学校外面的天主教堂也办过墙报。我发现在鲁艺的知识分子中我的漫画还有些知音，一挂到鲁艺大门外的桥儿沟街头，农民都一扫而过，不感兴趣。这个情况我注意到了，也产生过苦恼。……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不是一讲就通，是多少年后一点点才懂的。从1942年至1945年，我的漫画开始酝酿改革。但当时还没有条件大量实践。到东北以后，实践的机会多了，对漫画的民族化、大众化才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到延安，没有党的教育，也没有我华君武的今天。所以我回忆延安时总是说：我的革命文艺的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

　　（原载于《人民日报》 2002年5月23日）

　　罗工柳：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主席来到了鲁艺。因为座谈会名额有限，鲁艺的很多教员都没能参加。这次主席到鲁艺来作报告，师生们都很高兴，全聚集在礼堂旁边的操场上。主席讲话不太长，但很重要，可以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更集中、更通俗的表达。他说了两个意思：一、你们要到生活中去，不要老呆在鲁艺。不到生活中去，怎么能搞创作呢？鲁艺是小鲁艺，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才是大鲁艺。二、你们不要看不起普及工作。普及工作是苗苗，把苗苗踏死，那提高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大树是从苗苗长起的嘛。

　　（原载于《人民日报》2002年5月23日）

　　刘文西：1950年我在上海育才学校学习美术，当时我17岁，第一次听到王琦先生给我们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得很生动，印象很深。当时发给我们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不断学习，它指引着我一生的文艺道路和艺术实践。从那时起，我决心一辈子沿着《讲话》指引的道路去实践、去创作，向人民学习，向社会学习，了解人熟悉人，了解生活熟悉生活。获得了人民情感和创作激情，心甘情愿地投身到为人民而创作中去。文艺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用革命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武装自己，自觉地用正确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指导自己的文艺道路和文艺实践。同时，创作是非常艰苦的艺术劳动，从生活感受到构思、构图、寻找艺术语言到完成创作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慢慢成熟起来。创作要有感而发，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有了感情、感受、感动的人物和事物，选择自己最感动最感人的而且适合于绘画表现的，有深刻社会内涵，又有完整形象美感的画面画出来。这要在生活中勤观察、细体会、勤记录、多思考，要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原载于《人民日报》2002年5月24日）

　　王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年代，我正在晋察冀边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当时，我们西战团男女同志都腰挎两颗手榴弹从事抗日战地文化工作，义无反顾地为党献身，但是就人生观和文艺观来说，在《讲话》前就不一定都认识得那么清楚，比如：抗日胜利后干什么？将来从事什么样的文艺？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文艺将来是否吃得开？直到1943年冬，西战团才收到由边区党委经过敌人封锁线辗转千里送到的一本残缺的油印的《讲话》。我们以《讲话》的精神总结了工作，肯定成绩，找出差距，转变思想，自觉深入到群众当中向工农兵学习，在极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深入到“敌后的敌后”，写标语、编戏、演戏、说快板，做瓦解日军、争取伪军、教育群众的工作。

　　（原载于《人民日报》2002年5月23日）